你被扣了多少税?——一切历史,都是税收史

税,本质上是一种财富再分配的规则。这深刻地决定了国家的兴衰,文明的走向。 
 
文 | 肉唐僧 
 
 
如果你是个打工的,税前月薪1万块。扣掉五险一金和个人所得税,你实得7454.3元。考虑到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终归还是你以后用,扣25%还是能接受的。但是如果考虑以下因素,你可能就不那么高兴了:1、为了给你发这税前1万块工资,单位还要为你交各种名目的费用,共计4410块。算上这个的话,你到手的就不是75%,而是50%了——单位用在你身上的每一块钱,你拿五毛,政府拿走五毛;
2、政府拿走这五毛,去炒股票了,亏得一塌糊涂。各地社保账户严重亏空,寅吃卯粮。据说黑龙江社保账户上现在就没钱了……
3、你交的医保,90%被当官的用掉了。当官的要是真得了病,用一些你的钱也就算了。但是最近各地严查一件事情,就是政府官员去医院挂个空床住院,产生大笔费用,然后从医院领取回扣。你看,他们不得病的时候都在用你的医疗费。
4、政府把你的五毛用掉,堵不上窟窿咋办?恭喜你答对了——他们会印钱。于是,你每月交的五险一金到你退休的时候就缩水了,很厉害地缩水。 

5、哦还有。如果你把7454.3元都花掉。即使不买香烟、化妆品和汽油这些税超高的东西,只是方便面火腿肠茶叶蛋,那你也交了1284块钱的增值税。

 

打工太不划算了。那么,咱就自己当老板做生意,比如一个最简单的,买它100万的玉米面做成窝头卖。人工、水电、场租、设备折旧……总共算10万块的话。比方说卖了150万,税前盈利40万,那你要交多少税呢? 
 
紫色的1万块杂费是指房产税、印花税、土地使用金、残疾人保障金和工会经费……看!打工也好,当老板也好。你到手的钱,政府总是要拿走一半。不过当老板有一点不好——如果你亏损了,比如窝头只卖了100万,还亏了10万块钱,那政府还是要收你1万5千块的税。
税,自古就有。大清亡了之前,历朝历代,大家把税理解为“房租”——天下是皇上的,你种人家的地、在人家的地盘上磨黄豆卖豆腐,那你就得交份子钱。孟子念兹在兹的井田制,就是把一块地平均划成九块,中间那块的收成上税,剩下的自己留着。这么着,税率就是11.1%。那时候,皇上把咱们百姓当牲口,确实没啥尊严。但皇上知道,税不能收得太狠,伤牲口……所以中国历朝历代,税率甚至低于井田制的11.1%。 
如果可以选择,你愿意不愿意回到有皇上的时代呢?就是说,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失业保险,也没有住房公积金,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但是单位给你发的不是10000,而是14410块。每月你交给皇上1600块(11.1%),实得12810块。然后你花这12810块钱的时候也不用再掏17%的增值税。
12810-7454.3-1284=4071.7,收入提高54.6%,相当于每年多发给你六个半月工资。这个多出来的钱,你可以自己攒钱养老、自己去保险公司买医疗、失业和意外伤害险。只要有几家保险公司在竞争,相信保险公司的经理不敢拿你的钱去炒股票,不敢自己住院报销标准和客户不一样,更不敢假住院从医院拿回扣,他们也没办法印新钱赖旧账…… 
清宣统吊税票
 
后来,“法国大革命敲响了国王们的丧钟”……各国的大清也就都亡了。“国”成为无主之物。那是不是就不用缴税了呢?恰恰相反,税比以前更高了。人们想像出一个“人民”的概念,就是美国宪法开头的那个“we the people”,来代替国王。然后,就以人民的名义,成立民选政府,收税的理由就变成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提供公共服务。今天,即使是行专制之实的国家,也打着“人民主权”的名义,朝鲜都叫“人民民主共和国”呢。但我们知道,正如伏尔泰揶揄神圣罗马帝国那样——“它既不神圣,更不罗马,也不帝国”。
“人民”收上来的钱归“人民”用,那能不能干脆100%都收上来呢?20世纪,从1919年到1989年,整整七十年间,全世界曾经有一半的国家在苏联的带领和支持下,试验过这样的方式,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没有税收的概念。它搞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前提下的财富再分配——锄头是国家的,你拿着国家的锄头在国家的地里种出来的玉米,也都是国家的,“颗粒归公”。然后,国家再把玉米在国民中进行分配。那么,谁种玉米谁种棉花谁织布呢?这个不用你操心,国家每年都有事无巨细的全面安排。这种安排,叫“计划经济”。
这种方式显然是失败了。今天,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只剩下四个——古巴、越南、朝鲜,和那谁。除了朝鲜的那三个还天天张罗着“改革开放”。什么叫改革开放呢?就是朝鲜一针见血地指出,越来越背弃“生产资料公有”的理念,大搞修正主义呗。当然,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并非一抹眼走到黑。有时候,也有“做大做强国企”的社会主义小阳春…… 
计划经济时期的粮票
 
另一半国家,赓续了多年前英国贵族与国王讨价还价的产物《大宪章》,逐渐树立起了现代税收的基本框架:管花钱的政府无权征税,管征税的议会无权花钱。具体而言,只有满足三条原则,税收才能称为正当:
1、纳税人同意。为此,有征税权的议会必须由纳税人选举产生;
2、税收须按明确的规则在全体人民间分配。分配不正当的税收是什么呢?亚当·斯密说得好:“如果你放弃分配原则,你就进入了抢劫与勒索的王国”;
3、公平。前两条大家没什么分歧。这一条就有点麻烦。什么叫公平呢?你种9亩地,也是1亩地收成拿去交税。你种9万亩地,也是1万亩地收成拿去交税。这个,在某些人看来叫公平。但是另一些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种九万亩地的人,自己剩的也多,应该拿出5万亩的收成交税。这个叫累进税制,是白左的鼻祖和发源地法国人搞出来的东西。哈耶克对这个深恶痛绝,认为它比“最有害的税收的危害还要大”。在他看来,固定比例制才是最公平的。 
本来,按照这三条原则去做,搞得挺好。麻烦出在普选权上。你猜对了,“普选权”也是法国人搞出来的。之前,投票权是有纳税门槛的,法国七月王朝时,年纳税额500法朗的人才有投票权。第二年这个门槛减到200法朗,军官和医生等“有识之士”还打了五折。饶是如此优惠,3000万法国人中,符合条件的也只有16.8万人,比例为0.56%;我大清亡之前,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也搞议会搞选举。规定中学以上学历或当过七品以上官员的满25周岁的男性才有投票权。如果你没学历,也没做过官,那就用钱说话——要么有值5000大洋的房子,要么有值10000大洋的动产。这么算下来,全国有投票权的只有0.42%,比七月王朝的法国还低。
各国那些有门槛的、由士绅精英组成的议会,总体表现相当不错。但是普选权这东西出来之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以前是10000个人里只有42个富人投票选个代表,在议会里讨论街上这么多要饭的穷人,可怜啊,可乍整?!现在普选权了,10000个人都有投票权选代表,形成了“穷人也上桌决定怎么救济穷人”的喜人局面。
既然穷人上桌了,参与决定怎么救济穷人,无良政客也就应运而生。就像托克维尔说的那样——政治家与民众之间距离危险地丧失。“你给我选票、我给你福利”的规则之下,穷人先是得到了免费的食物,继而得到了免费的医疗和教育。美国民主党在这个游戏规则下还是赢不上,他们就去国外拉穷人——给非法移民特赦,然后你投票支持我。 
托克维尔  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
 
穷人上桌用选票换福利,代价是什么呢?代价一是各国税率普遍的提高,二是纸币的滥发。二战之后,尤其是布雷顿森林协议垮台的1973年之后,各国的纸钞与黄金完全脱钩,美元、德国马克、英镑、法郎等各国货币贬值都在七百至一千倍左右,如此规模的财富掠夺和再分配,史上绝无仅有。
很多人第一反应,纸币的滥发,是一种劫富济贫的财产转移,相当于征富人的税。不幸,这是错的。因为货币是穷人惟一的财富形式。而富人有能力拥有多种形式的资产配置,去有效对冲通涨的损失。更糟糕的是,通涨之下,穷人丧失的不仅仅是可怜的那点剩余,更是他们的上升机会。因为,他们无法再靠节俭致富了——挣五块花三块两块钱存银行。这样的省吃俭用,在通涨之下,不再有任何意义。这种无助的境地必然导致另一个结果:穷人普遍的道德沦丧。因为正常的生活方式,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希望。
税,本质上是一种财富再分配的规则。这深刻地决定了国家的兴衰,文明的走向。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国王,发明了“人民主权”之后,世界曾经有过两大阵营——“基于普选权的、穷人也上桌参与分配”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全部上缴再行分配的社会主义制度。总的说来,一个很糟,另一个则更糟。
查尔斯·亚当斯写了一本很靠谱的书,叫《善与恶——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从税收这个角度,解释了人类历史大尺度的走向和成败兴衰。比如雅典,借波斯战争之机,建立了提洛联盟。超过两百个城邦加入进来,大家凑份子,钱集中放在提洛岛,供战争使用。然而在马拉松赢得对波斯决定性的胜利之后,联盟并没有解散——各城邦的贡赋太多、来得太容易,雅典人实在无法抗拒诱惑,于是他们决定代替大流士,剥削昔日的盟友。他们把钱从提洛岛运回帕台农神庙,大兴土木。同时,一次次地翻倍其他城邦的贡赋。胆敢拒绝者——如米洛斯和米蒂利尼,惩罚是男人全部杀光,妇女与儿童贩卖为奴。这直接导致了随后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前跟雅典混的200个小兄弟,竟然有165个转投斯巴达。爱伦·坡说“光荣属于雅典,伟大属于罗马”。可以说,雅典的光荣,从向提洛联盟成员残暴征税的那一刻起,就注定结束了。 
《善与恶——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亚当斯著
 
嗯,伟大的罗马。他们刚得到海外殖民地时,习惯于延续当地之前的税制,不增不减。罗马派来的总督甚至都是自掏腰包养活自己,离任时“不会带走任何东西,除了当地居民的感谢以及罗马公民的赞许”。但随着疆域的扩大,每次战争费时长久,士兵们在外浴血奋战,留在罗马的元老们则趁机兼并土地。同时,对新征服的领土,元老院派包税人如蛆附骨般跟随罗马军团,收取海外的税赋。就这样,士兵们失去了家乡土地,而海外收益却没他们的份儿。于是,士兵们便拥戴自己的将军反对元老院。从苏拉,到庞培,到恺撒再到安东尼,将军们直接在驻地征重税供养军队,最终导致罗马走向帝制,共和国覆灭。七世纪,阿拉伯人从中东开始的急剧扩张,亦是一个关于税收的传奇故事。他们习惯于给征服者三个选择:死亡、皈依穆斯林得到免税待遇,或纳税。面对这道选择题,一头驴都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然而,这是个贪吃蛇策略——随着越来越多的基督徒皈依穆斯林,哈里发和苏丹们的税基越来越小,税率越来越高。更要命的是,哈里发与苏丹们也采用了分成制——中央百分之二十,各省百分之八十。但是由于苏丹们上下其手少报瞒报,中央实得连百分之五都不到。哈里发眼睁睁看着地方坐大,帝国分崩离析。美国独立战争实在是无厘头。既然母国英国在北美殖民地派驻大量军队与印第安人、荷兰人和法国人作战,那么,要求殖民地人民合理负担一些费用,当不为过。因为,在北美的税收,没有一个便士流向英格兰本土,仅供当地使用。然而,北美殖民地还是——以英国人无法理解的“完美的愚蠢”——反叛了,将英国拖入十分不情愿的战争。随后的南北战争——至少在亚当斯看来——与奴隶毫无干系。因为林肯在竞选时说:“我无意直接或间接干预奴隶制度,我相信我没有这样做的合法权力,我也无意这样做。”至于《解放宣言》,那是内战开打两年后的事情了。南方真正抱怨的,是联邦统一的高进口税。这样,北方工业品就可以将欧洲的竞争挡在大门外而垄断南方市场,持续地榨取南方的财富。即使我们不去讨论税收是否正当,收上来的税用得公平不公平。假设今天我们姓赵,只单纯考虑“怎么才能多收税”,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只用了十年时间就证明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英明和正确——9〜12%的税率,可以有效扩大税基,随之带来最多的财政收入。今天,川普大规模减税,带来了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 
特朗普税改方案实施
 
反观咱们国家。税收过高是一个原因。2008年通过的新劳动法,给用人单位造成了过重的负担,则是更重要的原因。两脚泥刚从田里爬出来,裤腿子还没来得及放下来呢,纨绔子弟的派头就开始摆起来了。弄得现在是骑虎难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因为完全不合实际的福利制度,丧失了全球竞争力。但愿这次借着中美贸易磨擦的机会,朝野上下,对现行的税收和福利制度,有一个全面的反省和检讨。不过政府即使不是坏的,也总是蠢的。正如墨菲法则说的那样,蛋糕掉在地上,总是有奶油的那一面着地。多难不能兴邦,共克时艰只会让我们更艰。赵家不说了。即使是民主宪政体制,今日之政治文明的普遍悲剧,是从让穷人上桌的普选权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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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两个怪胎——华西村和南街村

作者: 李晨辉 http://lichenhui.bls​he.com/post/10649/39​2299 

中国穷,中国的农村更穷,这应该是举世皆知的事。但同时也差不多为举世所皆知的,又是中国有几个畸富的村庄,其中最有代表的,当属华西村和南街村。中国这么穷,有几个富的范例,本来是好事,可以举国同庆的事,但我一直对这几个村庄有些不感冒,读他们的材料感觉很不舒服,有人说,那是因为你嫉妒,我再嫉妒也不至于嫉妒到有几个臭钱就不服气的程度。关键是,是不是有了几个臭钱,就能一俊遮百丑,就可以为所欲为地作妖,置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于不顾,任意地解释甚至制定法律法规。下面我们就来逐个地说一说究竟有哪些范例,让人听着看着,觉得不舒服。

首先我们来说华西村,华西村既然富到目前这种可地流油的程度,按说,财大气粗,应该是不怕看的,可是第一个让人不解的是,人们进了华西村,就好像是进了军事管制区,你是不可以随便走动的,你只能去那些专门安排来接见来访者的人的家里去访问。如此说来,这不是跟演戏一样吗,这这能访问到真实的内容吗?想起来我们内蒙古的一件丢人的事,好像是朱榕基吧(事肯定是有,但人就不能确定是不是他),去我们内蒙的乌蒙去访问,当地领导,找了两个文工团的演员扮两口子,然后精选了一处民宅,经过精心地梳妆打扮,然后让朱去访问。你想想,这样的访问,能有什么价值呢?演戏是谁都会演,让我演皇帝我也会,问题是演完皇帝以后我还是不是皇帝?

华西村第二个别扭的地方,是当地人,虽然听上去都有高额的收入,甚至据说还家家都有别墅、有汽车,可其实所有的这些,都是做样子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些东西,使用的时候要申请。华西村人,不用说使用汽车要申请,甚至出门到外地,也要实行严格的请假制度。华西村人,每年到手的收入是少而又少的,所谓的那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收入,是强制入股,你自己是拿不到的,尤其是,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一旦你外迁离开华西村,那么,这别墅这汽车这股份,那就完全不属于你了。就因为有这一道绳索捆绑着华西村人,所以几十年来,据说华西村人,没有一个人离开过这片土地。要是这样说,这可就大成问题了。我们知道,人挪活,树挪死,你华西村再富,毕竟只有巴掌大一块天。许多的年青人要发展,他们要到北京去,要到世界去,成为贡献中国甚至贡献世界的人物,你把所有的人都拴在这块土地上,不知道你是何居心。你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人不光是有了钱就可以有一切的,他还需要有发展的舞台,奋斗的广阔空间。所以说,华西村几十年来没有一个人外出,如果这真是事实的话,那么,你这华西村,和一个大监狱又有什么区别?没有自由,有钱就会幸福吗?你凭什么剥夺宪法赋予每个人的迁徙的权力呢?

华西村第三个别扭的地方,是权力的世袭。据说老书记吴仁宝,是世界上最大公无私的人。这个所谓的大公无私的人,在他76岁还多的时候,还以百分之百的高票当选为村的支部书记。可是有一年,他大概是干腻味了,打算交出权力,但在选举之前,他要训示一番,说,我的意见,是咱们的选票要集中一下,选票集中不集中,就说明我们的党员,是不是讲党性,讲良心。结果他这一番训示以后,选举的结果,是他儿子又以百分百的选票当上书记。想想,这还能叫选举吗?上一次大家百分百地选了他吴仁宝,这次怎么就没有一个认为吴仁宝应该继续当书记呢?大家就突然转了向,突然百分百地认为吴的儿子应该当书记?我们共产党的天下,难道是你老吴家的吗?唉,这就是中国的悲哀啊。实际是不过是满脑袋封建意识的一个土皇帝,阴差阳错,不知使对了哪股劲,偶尔地发了一点小财,结果就把整个华西村,渲染成了吴家的地主庄园,这难道就是左愤们所向往的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吗?

还有比华西村更过份的是南街村。我们看一段关于南街村的描绘:

进入南街村,最显眼的仍然莫过于村口的汉白玉毛泽东雕像。雕像高10米,基座前面刻着“为人民服务”几个毛体大字。左侧的内容是“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思想胜过神”,右侧的内容是“摸过夜路的人最知光明的珍贵,受过饥寒的人深知毛主席最亲”,基座背面则刻着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题写的碑文《饮水思源,重教后人》:禾苗生长靠雨露阳光,南街村兴旺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据介绍,这是南街村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而投资26万元建的,南街村的领导认为,毛泽东思想指引他们走上了富裕道路,所以要“饮水思源”。雕像前有两名民兵24小时站岗,风雨无阻。雕像后面还耸立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四幅巨幅肖像。不仅如此,在当前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南街村在社会经济发展和村务管理上采取了一系列独特的办法:如强调“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用毛泽东思想育人;坚持发展集体经济,实行集体统一经营,反对承包制、股份制;强调共同富裕,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分配上实行工资制加供给制,反对分发奖金,提倡“八小时之内拼命干,八小时之外作奉献”;他们提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奋斗目标,致力于首先在南街村实现共产主义等等,更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诚如村党委书记王宏斌所说,“南街的作法和提法可以说轰动海内外,惊动上层。众说不一,争论不已”,“在当代中国乡村,经济上比南街村发达的村多得很,但并没有南街影响大。南街村真正的影响并不在经济方面,而是在政治方面。”在村里,瓷制的毛泽东塑像和不断闪耀着光芒的以毛泽东像为镜面的大石英钟,是每家客厅必不可少的摆设,村里自己的《南街村报》则至今每期在报眼位置摘登语录。

1981年开始,南街村农业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企业也实行了个人承包。但是,从1984年开始,因为集体和群众都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南街村走上了再集体化的道路。1984年南街村中断了企业个人承包,收归支部集体承包;从1986年夏季至1990年,村逐步收回了家庭承包土地,实现了集体统一经营。村个体工商业者也在1990年前后至1994年底陆续将自己的产业献给集体,从而全部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

1992年,南街村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奋斗目标,不仅不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也将消灭村民全部的私有财产。按照村党委书记王宏斌的说法:“咱们总的指导思想就是:把南街人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全部实行公有制,不存在私有的问题”,“小件东西像被子、衣服、鞋子、袜子等现在还姓私。这些要随着南街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逐步把现在群众姓私的东西都变为姓公,各取所需,让群众富裕得没有一分钱存款”。在王宏斌的计划里,按现在的情况看,预计3年以内,先把南街村大食堂建起来,让村民都吃上免费供给的自助餐,在饮食这个基本生活需求上实现各取所需。10年以内,村民日常生活用品建成供应站,日常生活消费比如穿戴抹搽实现各取所需。供给制下的生活

南街村实行了一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村民每人每月只发少量的工资,包括王宏斌最高不超过250元人民币,称为“发扬二百五精神”,然后定量发给村民吃穿用住几乎所有生活用品,这部分的比例大约与工资是3∶7。这种供给制始于1986年。从1986年至今,由最初的水电免费发展到面粉、鸡蛋、啤酒、食用油、肉、豆浆、鲜鱼、燃气、子女入托上学、医疗、住房等20多项共公福利全部免费。每年对村民这方面的供给开销,大约在2000多万元,每人年供给品折合金额近7000元。

请注意上边那一句:村个体工商业者也在1990年前后至1994年底陆续将自己的产业献给集体,从而全部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请问,天下有哪一个个体工商业者,会高高兴兴地把自己的产业献给集体?既然实行共产主义,大家的分配都是一样的,凭什么让我献产业的人,和不献产业的人,享受同等待遇?所以,我们想想,这里暗含着多少强迫,多少暴力的成分,其实是不言而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个人财产不容侵犯。如果我是个体工商业者,我凭什么把我的辛苦所得献给所谓的集体?

现在,南街村也好,华西村也好,正在被作为全国的示范村而不断地向世人炫耀,据说两个村子,每天全国各地来参观学习的,都超过万人。两村在介绍自己经验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打起了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旗,这不是蒙人,唬傻子呢吗?你要真把这些搬回去,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不但解决不了问题,百分百还会让穷者更穷,疯者更疯。我曾经转过一篇文章,叫《在一阵令人眼花缭乱的魔术之后,东方功夫,渐渐露出破绽》,其实,这两个村庄,一定意义上和耍魔术没什么两样,据有百分百的不可复制性。我们注意到这样两个细节,说是改革开放初,吴仁宝立刻找到无锡市长,结果他一下子就贷得2000万。第一也算是他抓住了机会,第二如果是你,抓住机会你也白扯,因为你贷不来两千万。而这个王宏斌呢?我们再来看这一段话:作为一个村,能得到几个亿的贷款(记者注:王宏斌前几天对我说,现在的贷款等负债规模大约是14个亿左右,占总资产的55%左右),这在中国恐怕是不多见的。也就是说,王也能货出几个亿,你想,能贷出几个亿的人来的人,他会是一个普通的村长吗?县长你也贷不出几个亿啊。所以我们说,这种人,其实都是有着特殊背景的特殊的例子,并不具有普世价值,当然,更不能用他们来蒙骗整个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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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297个地级以上城市GDP排行榜

中商情报网讯,截至2月3日,中国内地大多数城市已经公布了2016年的经济成绩单。北上广深依旧霸据前四,且深圳市有望2017年GDP赶超广州。

2016年中国297个地级以上城市GDP排行榜

(数据来源:各地方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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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万名自由主义者移居到同一个州

作者:eddie

早在2001年7月,耶鲁大学的一位名叫杰森·索伦斯(Jason Sorens)的政治学研究生在一家没几个人知道的小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提出,如果有两万名自由主义分子集体移居到一个人口比较少的州,积极参与当地的政治运作,他们可以发挥异乎寻常的作用,将其改造成为一个以自由主义信念为主导的州。他把这叫做“自由州”。

 

那时候还没有社交媒体,没有快闪族。自由主义者在美国占极少数,而在他们之中,知道索伦斯提议的也为数不多。主流媒体更是没有注意。两年以后,他好歹收集到五千个支持签名。这五千人举行了一次严肃认真的投票,选定新汗布什尔州为移居地。

 

从那时候起,这个叫做“自由州计划”(Free State Project)的网站一直在征集参与者。每个加入的人需要签署一份个人声明,承诺在总签名人数达到两万之后,自己将在五年之内搬家前往新汗布什尔州定居,并在那里全力参与建设一个以保护个人生命、自由和财产为最大责任的政府。(I hereby state my solemn intent to move to the State of New Hampshire within 5 years after 20,000 Participants have signed up. Once there, I will exert the fullest practical effort toward the creation of a society in which the maximum role of civil government is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life, liberty, and property.)

 

一晃又是十几年过去了。直到今年2月3日,该组织才得以宣布他们征集到了两万个签名,正式启动移居计划。而这时候,已经有将近两千签名者先期搬到了新汗布什尔州。他们之中已经有十多人通过竞选进入该州州议会,更多的人在州以下各级政府服务。已经在当地扎根的人则在以各种途径为后来者提供搬迁、定居等服务。索伦斯本人也已经在该州的达特茅斯学院担任讲师多年。

 

 

最近几十年,美国的政治倾向基本上分为左右两大派,分别被称为“自由派”和“保守派”,在政坛上又分别由民主党和共和党代表。在经济政策上,自由派的民主党认为政府应该为人民谋福利,尤其是救济、照顾穷人和少数族裔,提高最低工资,提供医疗保险等等。这些福利所需要的资金可以通过对富人征

获得,同时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平等。保守派的共和党则认定政府不应该干预经济活动。相反,他们希望通过减税把资本留在民间,以自由经济的方式刺激企业发展、扩张,以此增加就业人口,消除贫困。在这个层面上,两派的分野可以从政府权力的大小来区分:自由派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而保守派希望有一个小政府。

 

但保守派或者共和党的小政府理念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这个团体中的主流还是非常强的宗教势力,以圣经为依据规范社会价值观,要求政府取缔吸毒、卖淫、同性恋、堕胎等等“不端”行为。这便与其小政府理念矛盾。与此相似,自由派提倡同性恋和堕胎合法化,同情吸毒、卖淫行为,要求政府不要插手这些社会价值领域,也与其大政府思想不尽一致。

 

这些内在的矛盾显示美国社会不可能像现实中的两党制那样在思想观念上也完全两极分化成对立的两派。在这两大派之外或之间,还存在有许多中小派别,自由主义就是其中相对比较成熟和显著的一派。

 

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中,自由主义派(Libertarian)和自由派(Liberal)都很容易被人混淆。它们的名称都来自“自由”一词,但在现代社会已经完全分道扬镳,甚至走向对立。现代的自由派注重于群体的自由和平等,而不惜动用政府力量,通过对某些个体自由的限制甚至侵犯来实现这一理想。自由主义者则坚持个体自由的古典含义,认为政府除了国防、外交、治安等极少数维护社会安全的职责外不应该介入任何经济或社会活动。也就是说,在经济层面上自由主义者与保守派一致,而在社会层面上他们却与自由派相近。在理想的自由主义社会里,政府是极小化的,只承担上面所说的职责。对公民的征税也只为了这些目的,而不是用于福利和财富再分配。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取缔政府的权力才能最大限度地根绝政府官员的腐败和金钱政治的泛滥。没有了政府的“庇护”或者对政府的依赖,社会的每个成员可以平等地各负其责。而只有自立的公民才是真正自由的公民。

 

作为新兴国家,美国在历史上没有欧洲式的皇室、贵族。除了当时存在的奴隶制度和对妇女的歧视之外,社会相当平等。建国初期的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主义者的理想国,政府管辖范围很小,基本上没有税赋,而经济发展速度也很快。但工业化打破了那种田园式的宁静,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造成政府急剧膨胀,形成一个以政府为核心的军工集团。二战前后,民主党长期主政,罗斯福的“新政”和约翰森的“伟大社会”大规模地扩大了福利政策。随着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扩张,个人的自由逐渐消失。比如最近的奥巴马政府推行全民医保政策,在扩大医疗保险福利的同时便剥夺了个人不买医疗保险或者买低价保险的自由,只能乖乖地购买经过政府批准的保险计划,否则必须缴纳罚款。

 

民主党要求增加福利和共和党要求减税的两个矛盾诉求在近年来造就了一个政治怪胎:无论是哪个党上台,政府福利和开支都会持续增长。偶尔减税的结果只是加剧了政府预算的赤字,以至于今天美国债台高筑,岌岌可危。这也是本届总统大选中两党选民对各自的体制派失望、要求“革命”的呼声不绝的原因,为川普和桑德斯这样的政坛“异类”提供了民意基础。

 

自由主义者一直在警告这种情形的发生,但他们更关心的是在政府的干预下个人权力的流失。但是这一派别在美国势力式微,自由主义党在总统选举中只能争取到不到百分之一的选票,可以说是无人问津。前些年,倒是持自由主义理念的罗恩·保罗(Ron Paul)参与共和党初选,大大地扩展了该思想的知名度,赢得很多年轻选民的支持。但他距离获得共和党候选人资格一直很遥远。今年他儿子兰德·保罗(Rand Paul)试图以比他父亲较为温和的自由主义态度竞选,也很快铩羽而归。不过,最近几年中共和党内部崛起的茶党势力与自由主义理念相当接近,有可能异军突起。

 

但正是这种在两党夹缝中生存的困境促使索伦斯发起他这个异想天开的迁居计划:既然在全国范围内无法成气候,为何不把同一信念的人集中在一个地方,形成地方割据?在美国历史上,摩门教徒曾经因为不堪宗教迫害,集体迁居西部,在犹他大盐湖附近的不毛之地建立起自己的领地。六十年代,另一类崇尚个人自由的嬉皮士也曾经仿效乌托邦在美国建立许多小规模的“公社”,完全依照自己的理念生活。当然,同样的还有一些邪教组织等等。

 

索伦斯的研究生课题就是西方的这种自立社会和分离运动。经过几年的探讨,他最后认定在州一级的行政领域进行自由主义的实践是最有效也是最现实的。(他最初设想是在某个州集中足够的选票从美国分离、独立,但后来放弃了这一想法。)因此他发起这一计划,号召不要再继续等待,“在我们这辈子实现自由”(Liberty in Our Lifetime)。该运动的标志则是一只背上长满硬刺的豪猪,警告包括政府的各种势力不要来招惹(Don’t Tread on Me)。

 

在美国五十个州中,新汗布什尔是东北部的一个小州,领土上排倒数第五,人口则是倒数第九。但即便如此,她也拥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口。区区两万自由主义者的到来并不能改变其政治格局。但“自由州计划”之所以选择这个州,是因为其居民已经有极强的自由主义倾向。该州的座右铭便是“不自由,毋宁死”(Live Free Or Die),是当初最早反抗英国统治者、建立自己的政府的殖民地。那里至今还保留着许多独立战争时期的传统,州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革命的权力。州政府也是美国最小的之一,州议员的工资一百多年没涨过,还是每年仅一百美元。该州也是最不依赖于联邦政府拨款的州之一。

 

 

新汗布什尔州的州长曾经公开表示欢迎这个计划人员的到来,也有大量居民签名支持。但也有人对这样的“运动”深感不安。州府的警察部门一度将这个“自由州”列为对地方治安有潜在威胁的组织之一,也有一些州议员通过演讲提醒居民警惕这些怀有自己目的的外来人。但他们也很清楚,在自由迁涉的美国,他们即使反对也无法组织这些人的到来。

 

更有意思的是,新汗布什尔州是美国大选最早的初选州之一,对大选形势的走向有着超常的影响力。今年该州的初选颇为踊跃,民主党和共和党各有二十多万选民参与。两万对政治参与极为热情的“自由州”信徒的迁入,能否对选情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也许四年之后我们会在下届大选时看到一个稍微不同的新汗布什尔。

 

原刊于公号:米帝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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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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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荣辱观

来源:李子暘 

以发家致富为荣,以穷困潦倒为耻;

以个人主义为荣,以集体主义为耻;

以赢得利润为荣,以企业亏损为耻;

以努力勤奋为荣,以懒惰寄生为耻;

以自由创业为荣,以不劳而获为耻;

以服务市场为荣,以巴结官僚为耻;

以遵守契约为荣,以言而无信为耻;

以互利交换为荣,以掠夺他人为耻;

以尊重产权为荣,以共产国有为耻;

以独立自主为荣,以干涉他人为耻;

以勤俭储蓄为荣,以奢侈消费为耻;

以社会合作为荣,以依赖政府为耻;

以做企业家为荣,以当公务员为耻;

以财务独立为荣,以政府福利为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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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究竟死了多少人

原文链接:网易云阅读-理性乐观派

按:推倒柏林墙的旧文一篇。对某些今日沉浸在愤怒和悲伤中的中国人民而言,似乎有点不合时宜。本文并无清晰结论,只是一些疑问和思考。并且,如果一个人真的很关心这部分历史,或许才更该花点时间看看。文章有点长,推荐耐心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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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特喜欢装B,比如12月13日,肯定又要大张旗鼓的纪念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就好象一个花容枯槁的老奶奶,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的哭诉:70年前 我被邻居家12岁的小毛头强奸了一百遍啊一百遍……整天念叨个没完。问曰:真的有一百遍?你一遍遍数的?老大妈立刻怒道:你这个汉奸 走狗,竟然想为强奸犯 翻案……

 

同样,我现在要是问”三十万”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我保证,那些整天作一脸无奈状说”中国人越来越麻木了才过了几十年就连国耻都忘 了”这种话的人,十个有九个都答不上来。但是这不妨碍他们装B啊,一到这天,又有人开始长吁短叹: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个日子……

 

“南京大屠杀”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东京审判上,当时中国送交了30万的数字,但最终结果是认了20万。为什么今天我们都说是30万呢?话说1985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大屠杀纪念馆题下了30万这个气势恢弘的数字,从此便成定论。从80年代起日本就不断提出要和中方合作调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具体人数,都被中方以”没必要”"已经定了”为理由加以拒绝,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死难人数,新中国从来没有进行 过任何系统的调查,不是因为调查起来有难度,而是根本就没心思做,30万这个数字随口一胡扯就出来了。这个基本上就是中国人对待国耻的态度,纪念纪念就好了,不要深究,不能深究,一深究就要出问题。

 

像我这种业余网民稍微深究一下,30万这个立论就要被打垮。首先看几十年前的那份”30万”初稿。根据国民党政府提供的埋尸记录, 其中大票的有世界 红十字会43121具,南京红十字会收埋22371人,最大的一笔是慈善机构崇善堂,收埋人数达112266人,占了30万的 1/3。问题来了,目前研究大屠杀最重要的资料主要是当年一些人的回忆录,可这些人从来就没提到过崇善堂这个组织,而且这个组织在南京大屠杀之前几年就已经解散了,连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都说不知道。红十字会还收容了二十万难民,而崇善堂简直就是埋尸专业户,除了埋尸之外什么都没干过,也不知道是谁资助的,一个在南京各地收埋了11万人的大型组织,当年身在南京的人竟然都没听说过?

 

最后,这份报告没有被远东国际法庭认可。于是六人委员会四舍五入一下,再考虑到焚尸灭迹,拿张草稿纸这么一估算,20万就拍板定了。事实上把这11 万的记录去掉,剩下的19万还是经不起推敲。审判之前一个月,南京《新民报》记者金光群进入国防部采访,负责人向他介绍”六个月来经过调查,收到市民控诉信53件,市参议会也转来了很多材料”,当时金光群还挺高兴,赶紧做了个独家报导。谁知一个月后开庭,呈报的证据竟然多达屠杀 2084件、奸淫308件、 抢劫暴行116件、焚烧破坏罪行186件。从6个月只收到53封控信,到接下来一个月转眼变成数千件暴行,国民政府工作效率之高,连崇善堂都难以比肩!(事实上我很怀疑崇善堂的埋尸记录就是这时候造出来的)其中第一证人鲁苏,更是在”夜间”看到”57418人惨遭杀害”,所有证人加起来,一共看到 “353026人被害”,我看到这里都忍不住热泪盈眶,亩产万斤的根总算找到了啊!

 

南京有没有这么多人给日军杀呢?魏特琳日记里说”据说还有二十万人留在了城里”(11月30日),拉贝则在10月17日的一封信中 提到:”如果他听 说过大约100万~120万居民中至少已有80万人离开了这个城市,那他对现在城里到处是死一般的寂静和几乎空荡荡的街道和广场就不 再会感到惊讶了。”拉贝是当年国际安全区的负责人,这个安全区占了南京面积1/3,内有难民20万,当年提供了多少人道救助可想而知,再加上安全区外日本人统计出的5万人口, 基本符合当年当事人记叙的情况。只有这么点人口还都在安全区里,哪儿来的30万给人屠?当年被杀的30万中国人难道都是SB,南京城 1/3那么大的安全区,不会往那里跑?中国在80年代以前对这个安全区还知之甚少,我小时候还看过一部电影《南京屠城》,讲的就是日军如何秘密攻入安全区,安全区内的中国勇士如何把这个消息传到外界,拍得跟三级片差不多,基本上就是扯淡。当年安全区内各负责人都提到过”有时遭到三五人的小股日军骚扰”, 但从来没有说是大规模 攻入安全区杀人放火的,波黑内战波及安全区,马上惹怒了美国佬,轻松就把两边都给平了,攻打安全区,你借日本人一个胆儿?中国人很弱智的一个地方,就是老是喜欢搞些水准特低的YY,自己还停留在16世纪,却总以为别人都跟他一样,你YY要是能强身,那还要手干什么?前几年那个东史朗案就特有意思,明明是个民事纠纷,非要给中国政府上升到政治高度,你当人家的法院都跟鼓楼区人民常理法院一样,想操纵就操纵啊?

 

民间学者读到这些外国人写的资料后就开始生疑了,连人都没有,怎么杀?根据远东国际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定义,是”发生在南京城内 (明城墙)及附近地 区的一系列暴行”,似乎可以解释被杀的30万人是哪里来的,问题是附近到哪里?是城郊还是苏锡常镇?整个江苏?显然这里指的是城郊,而且南京城内的屠杀才是重点。如果要覆盖整个江苏甚至上海,那我就不得不联想到轮子了。99年轮子到中南海门口闹事,CCTV没日没夜的说练轮子的人有多 少多少自杀,数字看起来挺吓人,但是你除以轮子的总人数再和那个水分足足的全国自杀率比一比,咦?好象人家轮子自杀的还少一点啊……

 

人口问题一直是南京大屠杀研究中的一个关键点。孙宅魏从86年一直研究到91年,终于论证出南京当时其实还有60万人。咱姑且不论 这个论证是否合理 (我也没看过),已经充分暴露出了中国这些大屠杀学者在人口问题上的虚弱本质。人家拉贝大屠杀那年就呆在南京城里,”20万人口”是 早就写好的,你过了 50年才开始研究,花了5年才得出结果,那之前50年你连人口问题都解决不了,凭什么说死了30万人,你不是胡扯吗?你不去研究南京大屠杀死了多少人,而是研究南京当时有多少 人,你TM不是闲得蛋疼吗?

 

还是我们学术超女张纯如厉害,出手直奔下三路,终于找出了30万切实可信的证据。张纯如来中国呆了25天,中文都不太利索,日本是去都没去过,就写出她那本惊世骇俗漏洞百出的大作。其中掀起学术界滔天巨浪的便是她率先披露了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的电报,这封电报”被美国情报局截 获”,内容说是”毫无疑问 南京已经死了30万人”,还把本国士兵的行为讲得多么多么凶残,日本的外相亲口承认,还”毫无疑问”,这不是铁证如山吗?这么重要的 证据,中国人好象没当回事,反正我们一直认定30万,要那么多证据干吗?西方学者可是炸翻天了,人家一查,发现广田弘毅那时候根本不在中国,再一查,原来 这是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拍的电报。张纯如舌战西方群儒,动不动就抛出”这些人妄图为军国主义翻案”这一杀手锏,问题是这招对中国人有用,对日本人有用,西方学者可是根本不吃这一套。张纯如本以为南京大屠杀在西方被彻底遗忘了,想写本书帮人家回忆回忆,谁知突然冒出这么多名牌大学教授,个个都比她这个半吊子厉害,最后只好公开承认电报问题是她错了,之后没过多久便一枪把自己崩了,空给国人留下一段洗脚时的谈资:张纯如是受不了日本右翼威胁自杀 的,张纯如是看了太多大屠杀罪证精神失常自杀的,张纯如是被谋杀的……

 

这个外相电报当然也不是张纯如研究出来的,你再给她25天,她也搞不出什么成果。成书所有的资料,都是国内顶着”专家”光环的一帮 大义凛然骗吃骗喝 的大屠杀学者提供的,可这帮骗子脸皮厚,一个也没自杀。这中间故事也不少,不过今天讨论的是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姑且放到一边,先看这 个田伯烈电报。田伯烈 可是中国专家的重要研究对象,他当年写给西方的关于大屠杀的报导资料丰富,能极好的佐证国民政府的说法。但国内甚少有人知道的是,这 个田伯烈竟然是国民党 买通的枪手。在当年的国民政府宣传部负责人曾虚白的回忆录中便早已披露,蒋介石选定上海作为战场,就是为了把西方列强拖下水,宣传战 这块阵地当然不能丢, 于是重金聘请英国记者田伯烈撰写枪文,想要引起西方的关注。人家台湾早就知道的事,全世界早就知道的事,大陆人民就是不知道,你今天到百度google搜 索田伯烈的名字,得出的还是一票FQ文章,引用的全是田伯烈的报导。

 

中国人要证明南京大屠杀死了30万人,居然还得靠日本外相的电报,可怜这个电报还是假的,”30万”最后一个铁证,就这样灰飞湮 灭。但这还没完,我们继续深究这个”20万”。

 

我们假设除了崇善堂外的19万全是真的,还有一个问题。这是尸体的总人数,那这些人中间有多少是死于战争行为,有多少人是死于屠 杀?魏特琳12月 14日的日记写道,”当我们返回时,在山谷附近看到了一具尸体,考虑到南京所经历的炮击,周围的尸体还不算多。”而这个地点恰好指的 就是中国学者在水西门 外发现的所谓”万人坑”(伊拉克人为了搜集萨达姆的罪证,挖出来不少万人坑,倒还算货真价实,水西门这个就埋了200人,名字喊那么 响亮不晓得在充什么大 头)。还有一个著名的”下关大屠杀”,说是尸体堆积如山,顺江漂流,死了几万人。但是国内的史料都把这件事说得很清楚了,唐生智秘密 落跑之后,十万国军从 下关渡江撤退,船只连运两万人都有困难,于是国军抢船逃跑,自相残杀,头上是日本人的炮弹,后面是日本人的机枪,还要提防自己人下暗 手,最后十万人几乎全 军覆没,只跑出去几千个。关于具体的死法,由于都是幸存者目测,各种说法都有,有的说岸上被日本人打死三万人,夸张点的说在水里自相 残杀拼掉五万到八万 人。如果说什么叫耻辱,我觉得这个比南京大屠杀耻辱多了,日本打到南京的时候精疲力尽,弹药粮草不足,士气极度低落,面对这种部队, 十万人竟然不战而溃, 司令官自己落跑,还搞出抢船自残这种闹剧,有多丢人咱就不说了。

 

这十万个人就算全部是日本人打死的吧,那也是战争行为,跟平民屠杀根本不挂边,战争本来就是杀人,日本鬼子打过来,本来就肾亏底气 严重不足,看到你这里人数众多、装备还算不太烂、有一定作战能力的部队,居然在忙着逃跑,就好象逮上了一支星际/魔兽里右键移动的部队,不抓紧机会揍你揍谁,难道还等着你重整士气杀回来?战场杀人,天经地义,为什么这个也要算在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里呢?很简单,因为这十万人是不战而败,如果国军打他个 几天几夜,灭了千儿八 百的小日本才全军覆没,那我们现在的教科书就要添加一段光荣的”南京保卫战”,南京大屠杀估计就不提了(说不定都不会发生)。偏偏国军几乎没给日本造成什 么损失,这种一面倒的情况,就变成”屠杀”了。

 

可问题是,这十万人根本是自己选择被屠杀的!这给中国人造成一种强烈的屈辱感,而我们很擅长的就是把自己的过错转化为敌人的过 错,把自己的无能 转化为敌人的凶残,精神上就胜利了。别怪西方列强整天蹂躏你,那副SB样谁不来割一块肉?一战过后,西方国家努力的使世界摆脱这种丛 林法则、弱肉强食的格局,总算保证了弱国的生存空间,不然就以现在中国的实力,死得比清朝还难看,清朝好歹打不过人家才割块地,我们连打都不打就到处乱 割,钱到处乱送,还整天 叫嚣着灭日本小菜一碟。日本只不过靠美国罩着,所以军事开支只占GDP的1%,全球排名倒数,如果日本把开支比例提升到中国这种高 度,甚至仅仅翻个四倍提 升到美国的高度,假设打仗就是拼钱多,那别说打中国了,对付整个亚洲都可一试。西方这样搞,不仅保障韩国这种小国家的利益,还保障了一小部分甩B政权的利益,比如老毛,整天喊什么主权至上,胡作非为,如果列强一直盯着中国,你看他还能那么潇洒的大跃进大革命?早就连慈禧都不如了。所以 这次美国打伊拉克,我特别支持,第一联合国里放着中俄这种流氓国家,连一点公信力都没有,等联合国发挥作用还不如再等一次卢旺达大屠杀。第二萨达姆这种人,不灭天理不容,顺便给查小丑金小丑内小丑卡小丑做个借镜,西班牙国王喝令查小丑闭嘴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针对内小丑的演讲,都是大快人心。中国现在还能混条底裤遮遮羞,只不过是人家强国突然反省了,觉得打仗不好,以后不欺负弱国了,不少人还真以为自己很好很强大,以为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今天要核平台湾 明天要东京大屠杀,一 个国家要全是这种瘪三,那还不如痛揍一顿,让脑子清醒清醒,日本被原子弹炸完就清醒了,中国到现在还是一副大国崛起的SB样,其实就是撅起了屁股,就看人家有没有心情踢了。

 

对于”大屠杀”的性质,还有必须了解的一个事实:无论是世界红十字会还是崇善堂,任何一份或真实或伪造的埋尸报告里,女性+儿童所 占的比例都只有1 %到3%,这根本不是那种蓄意的大规模屠杀可能造成的结果,所谓种族灭绝根本就是胡编乱造,光这点就差纳粹一个档次了。中国人看事情喜欢看个例,只定性不定量,拿几张大屠杀纪念馆的照片他们就潸然泪下,说几个小故事他们就以为日本人全部都是禽兽,见人就杀(其实《南京》的导演指出―― 大屠杀纪念馆里不少证 据完全是张冠李戴)。对付这种人一拿出详实的统计数据出来他们就SB了。我也可以举一些个例,东史郎,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的日记里怎么写?上级要求他们征用中国的物资之前必须给钱。至于松井石根锤胸顿足痛哭”皇军颜面何存”的故事就更不用提了,那又怎么样?是不是就说明皇军整体是好的只不过有少部分害群之马呢?日军龌龊事当然没少做,我还是那句话,远远达不到中国人宣传的高度。从1%到3%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日本的行为主要是针对男性的。这个很容易解释, 中国侵略越南的时候(还自称防御反击,人怎么能无耻到这种地步?),一开始还发誓要做文明之师,最后还不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屠过去了,跟日本人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人家个个都是游击队,你看那小孩儿前一秒嘴里还叼着棒棒糖,后一秒掏出AK朝你脑袋上就是一下,这种小孩儿在中东非 洲满地都是,妇女当游击队的更不在少数,正规军被搞过一两次之后就怕了,见人就杀,以保自身安全,当时南京是没什么妇女儿童游击队了(什么《小兵张嘎》我 TM看了就想吐,你没事怂恿小孩子上战场干吗?),但化装成平民的国军士兵还是在南京城里满地跑,都是渡江没渡成想保条小命的。

 

《伊拉克碎片》里第一部分 那个小孩儿看美军拿着枪,心里非常害怕,他看不出来其实那个美国兵更怕他。这个很多影视作品都有体现,就不多说了,战争应该是远离平民的,有些邪恶组织就 喜欢拉平民下水,躲在 妇女跨下开枪的那是低水平,容易被人民仇视,高水平的都是煽动人民主动拿枪,搞个什么敌后武装队,XX根据地,像什么本拉登啊……人民是被卖了还帮着数钱,而且明明是一个县几千人被七八个日本鬼子撵着到处跑,跑起来还特有成就感,要么躲在人群里偷偷朝日本人开一枪转身就跑,结果挡在 前面的平民被打死了他 跑掉了,可他心里那个爽啊,回头还可以宣传外国侵略者打死了多少多少平民,让更多的人拿起武器……这种游击组织基本都出现在一些野蛮 落后的国家里,在他们 眼里什么人权,生命,都是放P,平民是随便死,根本不算作成本,背黑锅你去,领赏我来,还打着反侵略的大旗,精神上更是无限升华,像 《色戒》里X裕民那拨 爱国小青年,荒唐到可笑,色诱怎么不让你老妈去,连开苞都可以省了。可人家荒唐得很愉悦,很享受,这种人你就拿他没办法,他已经刀枪不入了。

 

我讲这么一堆,意思只有一个,日军是很凶残,但哪国军队不凶残?解放军不凶残?美军不凶残?我看论凶残,红卫兵才是排第一,张志新 临刑前还想说点什 么唤醒民众,毛远新就示意把她喉咙割了,小红兵看着一个弱女子的鲜血汩汩流出,欢呼阵阵,这个场面我想想都骨髓发颤。大家都一样,日军不会比其它军队更残忍一个等级,战争就是这么一回事,打到最后都是丧失人性,中国人为什么整天要渲染日军和其它军队比有多么多么残暴呢?如果不把日本说 得太坏,那中国人反日就显得太没格调了,别人打你一下,你就整天反它,这不就是冤冤相报,气量狭隘吗?但是日本这个国家要是很变态,那就另当别论了,我们反你,因为你根本不是 人,是畜生,把你从地球上消户是我们正常人的责任。但说到底就是复仇心作祟罢了,别人打我一拳,我一定要再踢他一脚,格调就是这么低,还造谣生非,把对方描述得多么多么恶劣以宣扬自己的正义性,典型的当婊子还要立牌坊,更是下作到极点。看看世界上以仇恨作卖点的国家,都是些什么货色? 二战都是国际上审判过的事情,中国人口头上尊重法庭宣判的结果,心里面都想来个私设刑堂,一个国家就这种素质,还想搞法治,搞和谐,这不是扯淡吗?

 

把确定是伪造的证据去掉,把常规战争行为的死难者去掉,再数一数,大概还有多少人?我估计想上六位数都非常困难,可能真如一些安全 区内的人所说,平民遇害只有四万人。但这个事实是很难查证的,因为时间过得太久,像犹太人那样统计已经不可能了,新中国成立快60年,从来没想去调查 过这个问题,等到80 年代才旧事重提,兴风作浪,这时候还真是死无对证,查起来有相当难度。但国民政府伪造了30万这个数字,这是绝对跑不了的。一般说到 这里,必然会出现一种 傻B,他会非常愤慨的对你说,杀30万叫杀,杀10万不照样叫杀?我太欣赏这种人的精神了,简直就是活二五,既然杀10万也叫杀,你 他妈的干吗要信口开河,说句实话就会死?

 

这就要说说美国上世纪末一个极为经典的案件――辛普森杀妻案,当年闹得满城风雨,我相信大家就算不了解至少也听说过。为什么在罪证 确凿的情况下,辛 普森却被无罪释放?LA警察采证时,违反了正规程序,比如什么私闯民宅搜集证据啊,这使得辛普森的律师团有理由认为,那些证据有可能 是”办案警察联合起来 陷害辛普森”。而关键证人LA警察福尔曼的证词,对辛普森一案的判决有决定性的作用,辛普森的律师问他是否有使用过侮辱黑人的词语,(由于辛普森是黑人, 当时民众普遍认为律师是在打种族牌,寻找LA警察陷害他的动机,因此也十分不满,就像今天中国人不满少数民族保护政策一样),福尔曼说没有,律师却出示了一份录音,证明福尔曼确实曾经大量使用侮辱黑人的词汇。这件事的意义不在于LA警察是否有陷害辛普森的动机,而是证明福尔曼这个人有品格缺陷,竟然在法庭 上公然撒谎,凡是他提供的证据,法庭全部不予参考,而最后的结果更是让人大跌眼镜,辛普森无罪释放,福尔曼3年徒刑!

 

诚然,美国之所以严格遵循”程序正义”,是出于他们宪法中”有限政府”尤其是限制警察这种暴力机构行为能力的一贯精神,而个人行为 也不能和国家行为 相提并论,不会说中国在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情上撒了谎,日本就被判处无罪了。但是影响是相同的,中国人老说日本人不如德国人,认错态度 不彻底,那都是放P, 你整天造谣说别人干了这个干了那个,它能不跟你急?就凭你这点华南虎水平的造假能力,就想逼人认罪,真当人家脑袋烧坏了?中国人只知 道右翼分子,却不知道日本其实也有洞富雄这样的”大屠杀派”,他们对于大屠杀的研究远远超过中国那些狗屁专家学者,写的书一车一车,但是张纯如那本书一面 世,大屠杀派都受不了了,《南京暴行》最后在日本没有出版,不是如中国FQ造谣的那样是右翼分子阻挠,恰恰是张纯如和大屠杀派产生了纠葛。大屠杀派认为这 本书硬伤太多,要出版 的话可以不作修改,但必须和他们修订的一本小册子捆绑销售,但张纯如不依啊,她书里序章就写在日本研究大屠杀是要掉脑袋的(可见弱智 到什么程度),大屠杀派在她眼里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说来说去还是军国分子,什么硬伤太多,不就是想否定南京大屠杀?当下断然拒绝,于是日本又给国内的FQ 们捞到把柄了。而日本右翼团体简直是捡到宝了,逮着这本书狂批,其实两边论战经常是这样的,大屠杀派说:据我们最新研究发现,某某证据可以证明大屠杀的存在,理由 12345……然后右翼说:据我们最新研究发现,中国的某某证据是伪造的,理由12345……谁也批不了谁,自说自话,可听众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他们更喜欢那种揭穿谎言的内容,等日本的年轻人听多了之后就开始琢磨了,中国伪造了这么多证据,会不会这件事根本就没发生过……?再说了, 你一国政府都能下三滥到如此地步,整天在国内甚至国际上散布谎言,想想什么印花税啊亩产万斤啊之类的就一点也奇怪了,还说要建立信用体制,你TM自己信用最差,撒的谎最多,还整天说日本人素质低没信用,不是贼喊捉贼吗?

 

中国人要是有犹太人那种精神,日本现在也没那么多屁可放了,出了这种事别怪人家,好好想想你自己干不干净。日本对中国真可以说是仁 至义尽,先说这个战争赔款问题,当年毛蒋都觉得自己该分一杯羹,整天吵个不休,最后列强烦了,把搅局的中台都踢到一边和日本私下解决。蒋率先放弃了索 赔权,以前说是为了换取外交地位,近几年研究说可能是老美逼压的,真相不明,不管它;而老毛随后也放弃了战争赔款,条件是日本认中国不认台湾。日本人马上 开开心心的照办了,但人家外交辞令写得也是滑溜滑溜,给日台之间留下了足够的后路。老毛一贯慷人民之慨,这个咱就不说了,都审丑疲劳了。以后别说日本人没 给赔偿,你自己贱,能怪谁?中国最搞笑的外交路线就是逼着这个承认一个中国逼着那个承认一个中国,谁不承认就在联合国搞谁。如果台湾真的是中国的一部分, 干吗还要别人承认,不是脑有病吗?台湾人给自己政府纳税,拿自己国家的护照,事实上早独立几十年了,承认有个P用?中国逼人家承认,人家一般都照办,无所谓呗,中国人傻,钱多,速来,好地方,谁跟钱过不去啊,无非是口头应付一下。这方面李奇微的分析我一直觉得最为透彻,中国这套SB外交路线不是给老外看的,是给中国人民看的,GCD谈判一般不是求实利,而是求面子,只要回去能忽悠本国人民,能维护安定团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百年不变,那什么都好说,割几块地给几块钱,败败老祖宗留下的财产,那算个P哦。

 

虽然日本没给中国人赔偿,但是从72年到现在,一直以经济援助的方式间接补偿中国,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对外援助国,日本则是中国最大的援助资金来源,30多年来无偿援助和低息贷款加起来有3兆日圆,低息贷款利率之低,考虑到通胀等因素,基本上就是无息的,这么一大笔钱,帮中国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其中有不少都是直接援助农村的基础建设项目,像什么水电教育,都是国内农村最缺的东西。国人是怎么做的呢?安徽阜阳建起一座豪华办公 大楼,可当地农民却找 日本要援助建小学校,日本来考察时看到那座办公大楼,连称”不理解”,当然不理解,人家活在21世纪,哪能理解你这种史前文明?可不理解归不理解,最后钱 还是给了;日本人松冈洋明捐献中国教育7000万,被地方政府全部克扣,打官司追讨五年,仍然无果;中国人抵制日货抵制得那么 HIGH,可在中国因隐瞒疫 情差点成为文明世界公敌的SARS期间,日企还无偿支援了16亿;中国人说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可那版教科书全日本只有0.4%的学 生在使用,而中国所有 的历史教科书都在撒谎;中国人说日本人不道歉,说小泉纯一朗参拜神社,却不知道日本首相72年就已经书面道歉,历代有8位首相口头向 中国领导表示了歉意。 这些事情国人都不知道,他们就知道什么钓鱼岛,人家台湾渔民的地盘,GCD都不吭声,你大陆小FQ瞎叫个什么劲,是不是建国后割给印 度菲律宾俄罗斯朝鲜缅 甸越南蒙古塔吉克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的领土领海小岛什么的已经全部要回来了?

 

还要怎样,还能怎样?国内反日的这帮人,说真的,不是无知就是无耻,年纪小无知就算了,可还有这么一种混球,往往顶着个不知道在哪 个村的网吧里拍的 视频照当头像,我讲了这么一长串,他不仅毫无悔改之心,还感觉我既侮辱了他的人格又侮辱了他的智商,他会理直气壮的放声高叫:妈的,日本人援助我们,那都是天经地义的!这种人我就不想多说了,没素质没人格没智商,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贱则无敌,想侮辱都侮辱不起来。日本人对中国这 种情况当然也很了解, 援助了30年,得到的不是友好,而是忘恩负义,舆论自然也很不满。从明年开始,日本不会再向中国提供任何经济援助,我得知此事真是由衷的感到欣慰,日本人 SB了30年终于开窍了,国内这帮FQ是伺候不好的,有那么多钱还不如养一条狗呢。但是我们国家都很会给自己找台阶下,说是中国强大 了,没必要再拿援助 了。都TM空投农民超远距离采矿了,还非要说,出了一点小意外,情况还在我掌握之中,简直没治了。

 

所以说,什么南京大屠杀,我看还是别纪念了,连死了多少人都搞不清,纪念个毛,这不是装B吗?死了这么多人,确实很屈辱,但真要说屈辱,南京大屠杀就算死300万个人,还是永远也排不上号!什么叫屈辱,一个国家被杀死这么多人,连个像样的统计都懒得做,这叫屈辱;一个国家能将政府的罪责和三千万人命推脱为自然灾害,这叫屈辱;一个国家有着荒唐到让人无法理解的十年动乱,如今却没有人为此负责,没有人敢公正的评价历史,这叫屈辱; 一个国家用tank碾碎MZ的呼声,把枪口对准几千个大学生,这叫屈辱;一个国家的人民才短短二十年不到就把自己屈辱的历史都忘光了,只记得个日本,这才叫屈辱!相比之下,遗忘了南京大屠杀又怎么样?记住了南京大屠杀,你以为自己又真记住了什么?

 

作者:推倒柏林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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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公众号:理性乐观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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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笑皆非的“鸦片战争”

原文链接:网易云阅读-理性乐观派

按:这篇是好几年前的文章,传播很广,但我觉得可能还有不少人没看过,或者没看完。这篇文章的作者有过十几个版本,都是一些不负责任的网站或营销账号转发不署名,或者也不查证来源有作者就填上。真实的原作者是我的朋友推倒柏林墙。他已经很久不写文章了。没看过的人,相信看完你会有分享到朋友圈的冲动。特别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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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习惯上把第一次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但实际上这场战事的起因绝对不是什么“英国为了倾销鸦片”。当时世界范围内吸食鸦片基本都是合法的(例如英美都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立法限制毒品),奇怪的是,这些不禁鸦片的国家反倒没什么人吸鸦片,倒是中国这个禁烟的国家对鸦片一往情钟。一方面清朝有很多人是拿着高官厚禄却没什么正事干,平时除了黄赌自然就是毒(这就像某个人均GDP不到三千美圆的穷逼国家却能在奢侈品消费领域独领风骚一样),而其它洋货要么是像钢琴一样玩不来,要么是像刀叉钟表睡衣之类不好玩。另一方面,乾隆禁烟之后,各地官员反倒可以找鸦片商收保护费了,收了黑钱还不用纳税,为了抢这块肥肉,不仅没有执行乾隆的政策,还拼着老命的引进鸦片,导致鸦片在中国越卖越红火。

一开始,皇帝老爷们对禁烟这事儿都不是很认真,直到道光年间,各地农民起义不断,清朝的鸦片军被打得找不着北,发现枪杆子不好使的道光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鸦片身上。其实道光也不想想怎么官兵抽鸦片农民就不抽的,当时的军队腐败不堪,平时也不好好训练,省下来的钱跑去吃喝玩乐,等上级领导来检查时才装模作样的表演几个固定节目,所以后来清军和洋人打白刃战时人数占优还是输得一塌糊涂,到甲午海战时更是在装备领先的情况下被日本打败。而皇帝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对军队一直是好生供养,这就给他们提供了抽鸦片的所有条件:金钱和时间。这样的军队战斗力本来就跟农民差不多,抽了鸦片就更没得玩了,这时道光才知道着急,发了狠要禁烟。但他哪里想得到那些本应帮他禁烟的人,既是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又是鸦片走私的庇护者。对这些人来说,军队没战斗力关我屁事,大清的江山关我屁事,又不是我的,是你皇帝老子一个人的,我趁着现在当官使劲捞就是了。

这么一来,禁烟自然是无从谈起,直到最后道光才物色到了一个真正肯禁烟的人——林则徐,和英国人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说来搞笑,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本来当地官员是想拿银子打发他回家的,谁知此人是真心办事,不吃这一套。今天我们说林则徐是民族英雄,其实当时官员们都当他是神经病,而且这种人真要放到今天的官场他还是要被当成神经病,要不了三两回合就得被和谐。林则徐到广州后不久就要求洋商们交出所有鸦片,还发了份照会:听说英美两国天气干燥,土质干硬,夷人都是把肉磨成粉食用,久而久之导致大便不通,只有中国的大黄和茶叶可解,皇上对你们有恩,你们也该配合我这个钦差的禁烟工作。我对你们这些外夷的伎俩再了解不过,所以别跟我耍什么花招,其实我们老百姓都很讨厌你们了,你们再卖鸦片,难保他们不会弄死你们……

这个大便不通还不是最离谱的,此前还有大臣建议道光严惩吸食鸦片者,怎么个惩法呢?这个大臣说,他听说红毛们是把吸鸦片的人系在竹竿上,用大炮发射进海里……林则徐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动不动就绑架民意威胁洋人,但其实言谈之中又经常流露出对民众的不屑,在他眼里,底层民众只有两种人:洋人的走狗与洋人的潜在走狗。可惜洋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往往远胜这些ZF官员,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商安德森就建议英国ZF:据我观察,中国的老百姓普遍讨厌清ZF,等打进去时,我们不能伤害一般群众,而且应该张贴告示,说这场战争不是针对他们的。后来英军也照作了,于是清廷又大骂洋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

林则徐的照会一来,洋人第一反应是又他妈来要保护费了,正商量着该花多少钱摆平呢。其实当时洋人们是混得很悲惨的,清朝闭关锁国,重农轻商,本就看不起做生意的,又自封天朝上国,觉得自己天生就不用跟外夷讲什么平等,所以指定只有广州十三行才能进行洋货买卖,而且还不是洋人卖,而是由中国人中转,洋人不能随意接触其他中国人,而且也不能随意在中国走动,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内活动,换句话讲就是“外国人与狗不得外出”。清朝关税虽低,但那只是理论税,洋人在中国总免不了被横敲竹杠。而且那些贩卖洋货的中国人必须靠贿赂换取外贸执照,这个钱当然要算在商品价格里,导致洋货价格像中国的房市一样一路走高,本来中国人就不感兴趣,这么一来就更卖不出去了。所以说鸦片除了导致中国的白银外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把民间的财产转移向了ZF。

在此之前洋商们一直都没遇到林则徐这款的,一时摸不清对方的来意,打算先观察观察敌情,回复林则徐说要用七天时间商量商量。林则徐本来觉得自己在这些夷人面前是充满优越感的,完全应该说一不二,想不到对方还要开什么委员会搞民主决议,一下把他给惹火了。林则徐查清英商颠地是“拖延战术”的主要智囊,立刻派人前去捉拿。后来差人去执行任务时耍了个滑头,说是“召颠地入城”,但英国人还是不放心,要求林则徐承诺24小时内放颠地回来。大清可从来没什么拘留最长期限之类的说法,都是想关多久关多久,所以林则徐一听,你这不是他娘的放屁吗,马上抓了两个买办(即汉奸)到英国人那里示威。这下英国人才明白事态严重了,一时间竟不知所措。

这时另一个主角——英国驻华商务总督义律——登场了。说来搞笑,此人作为鸦片战争引发者之一,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反鸦片者,他认为鸦片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在一个明令禁止鸦片的国家内走私鸦片更是有辱英王的名誉。义律一听林则徐要动颠地,马上急了,匆匆跑到商馆去,谁知林则徐给他来了个有去无回,等义律一进去就把商馆给封闭了,撤走所有的中国人,勒令中国人不得再与洋商接触,否则以汉奸论处,还来了个断水断粮。义律一看这架势,是要把人活活逼死,马上给林则徐写了封信,大意是威胁说你再这样难保两国不会打仗。林则徐在下面加了批语:“天下万方,何处与天朝相提并论?‘两国’称谓,难道是指英国和美国说的?”其实义律与林则徐交涉数次,基本处于鸡同鸭讲,双方都以武力威胁对方,但又都不惧怕对方的武力,只不过义律是嚣张但有底气,而林则徐根本是无知者无畏,所以两个人都奇怪了,靠,他怎么就不怕我呢?其它内容基本上也是有听没懂,例如林则徐对这封信是这样回复的:先大谈因果报应学说,举了一些坏人突然暴毙的实例,接着谈中国对英商的恩情,又讲到没有茶叶洋人就会大便不通而死的问题,另外民意沸腾,举国激昂,再不交出鸦片,小心吾皇天威降临……

但总体而言,林则徐没直接进去把洋人杀掉,已经是非常客气了。至于他不这么做的原因,其实就是想展现泱泱大国的风范,表达天朝对这些外夷宽宏大量的姿态。义律那边被断水断粮也受不了,再加上搞走私本就理亏,于是跟英商们商量能不能把鸦片全部上缴,这里他也耍了个滑头,说你们这些鸦片损失将由ZF来处理。英商一听乐坏了,这等于是把鸦片送给中国人,再从英国ZF那里拿钱,当然是十二万分的乐意,当然他们也知道义律是在打官腔,他本身也没那么大的能量给赔偿问题打包票,于是又集资给一个马上要回英国的商人,让他到议会去活动活动。理论上来说英商本来是一毛钱都拿不到的,在鸦片战争打响之前,英国ZF的态度一直是“你们走私你们活该”,大清爱咋咋地我们才不管你们的损失,连英国军舰都回复义律说不会保护违反他国法律的走私行为,但后来随着鸦片战争打响,情势直转急下,也算这些鸦片贩子好运了。看到这里各位应该发现一点,其实英国之所以来侵略中国,跟虎门销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他们的ZF本来没打算跟鸦片走私扯上关系(当时英国ZF也不了解英商的处境,对英商来说,鸦片贸易怎么看都不像是“走私”,因为来接头的不是ZF官员,就是清朝水师)。战争的真正起因其实是以下两件事:甘结与林维禧案。

英商在义律的怂恿下,把所有的鸦片全部交了出来,林则徐也终于解除了对英商的包围。但禁烟的事却还没有完。林则徐又要英商签订“甘结”,其实就是保证书一类的东西,内容是禁止“一切来人”进行鸦片走私,否则一经发现,“货尽没官,人即正法”。这甘结的有趣之处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连坐效应,他要英商不仅对自己的船负责,还要对别人的船负责,不仅对英国人负责,还要对所有国家的人都负责。其实林则徐早在对付吸食者时就采用了“五户连环保”政策,但他不知道洋人是绝对不会答应这种要求的,不然万一哪天船上有人夹带鸦片,弄不好自己小命也要玩完。林则徐觉得义律是这帮人的头头,要他代表所有洋商签字,义律告诉林则徐:我不能代表那些英商,就算英国国王也代表不了他们。林则徐一听又怒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这不是存心忽悠我吗?但他还是很有风度的教育义律:你骗我说你自己不能代表也就算了,但你说英国国王都不能代表,你这可是叛国啊,叛国大大的不好……

又是鸡同鸭讲。义律死活不签,最后全体英商撤出虎门,到葡萄牙人的地盘澳门交易去了。但林则徐连自己地盘以外的事也要管一管,命令义律要么回来甘结,要么从此滚出中国,义律却坚决不从,提出以下几点:清朝将无辜者和走私者一起在商馆里拘禁七个星期之久;鸦片贸易受到中国官员的鼓励和保护,事实上他们所从事的贸易里,没有一项是像鸦片这样有“固定收费”的(言下之意其它产品要交的苛捐杂费更多)。义律一是担心英商人身安全再受威胁,二是希望林则徐先检讨一下大清自己的错误,但他们还没注意到一点:林则徐对付过吸鸦片的中国人,对付过提供鸦片的英国人,对付过卖鸦片的中国人,惟独没有对付那些保护鸦片走私的人,这就是清朝官场官官相互的微妙“潜规则”,英国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的。林则徐又搬出民意恐吓义律:沿海民人,莫不视波涛如平地,倘一触动公愤,则人人踊跃思奋,虽欲阻之而不能矣……

甘结的事久拖不下,双方旧怨未平,新仇又起。当时几个英国水手醉酒后与中国人发生冲突,双方群殴,一名叫林维禧的同志不幸为国捐躯。事发后,英国水手立即花钱私了,请家属封口,但两天后还是让义律得知此事,前来调查,先给受害人家属赔偿,再分别悬赏,请目击者指出致命一击是哪个水手造成的、是英国人先挑事还是中国人先挑事。又过了两天林则徐也知道了(英国水手的钱真是白花了),二话不说,要义律立即交出凶手,杀人偿命。义律哪敢把人交出来啊,那时英国人判案还得给被告个申诉的机会,而我国的衙门就是八个字:大刑伺候,从实招来,狗熊被打完都会承认自己是兔子,而且林则徐根本不在乎是谁杀了人,反正我死一个你也得死一个,随便哪个都行,这一点对尚未查清真相的义律来说更是无法接受。当时英国已经采用陪审团制度,义律提出要设立一个英式衙门,请林则徐前来观摩,林则徐一听愣了,你们这些外夷还有衙门?当下拒绝。后来义律自己把人给审了,五名水手分别监禁三个月至半年不等并处以罚金,义律还特别强调,这些人必须被关押在英国而不是中国的监狱。

义律当时的处境是很尴尬的,水手在中国杀人,本来应该接受中国的法律审判,但当时中英之间的文明程度实在差距太大,到了不能为人接受的程度,这就好象今天中国人到哪个非洲国家打工,一不小心触犯了当地法律,结果被判用火烧死后由当地土人分而食之,中国人肯定也受不了。当然中国ZF肯定不管这事儿就是了,义律却表示绝不会让大英公民接受“野蛮肉刑”,拒不交出凶手。后来义律无奈之下想了个庸招,他骗林则徐说根据《万国公法》,他是拥有“领事裁判权”的,这件事应该根据英国法律来判。谁知林则徐还真找自己的美国私人医生伯驾翻译了一下《万国公法》,虽说翻译出来的内容是一个字也看不懂,但据伯驾所说,没有“领事裁判权”这一说。而中国第二次接触《万国公法》已经是二十多年后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讲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倒也不算错,可惜“第一人”也就是这么个“没有茶叶则大便不通”的水准。

说到这个伯驾,虽说他是林则徐的医生,却从来没有见过林则徐,因为林则徐不愿与外国人直接接触。好在他的毛病伯驾靠远程治疗也给解决了,伯驾在林则徐的病历上是这么写的:“从医学上看,这个病案没有可以值得引起兴趣的地方。事实上,这位病人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但是我想,对于这样一位著名人物,他的行为是中英这样两个大国间破裂的近因。”后来伯驾想给林则徐送三样礼物:一本地图册、一本地理书、一架地球仪,谁知林则徐要伯驾先填“请愿书”,意思是说给我送礼是你的荣幸,得先请愿,我答应了才行。伯驾一气之下便没有再送,不然不知林则徐是否能真正的“开眼看世界”了。

义律这招算是昏到极点了,他想利用中国人对国际法的无知来解决此事,但就算“领事裁判权”真的存在,他眼中无知的中国人们又怎么可能遵守呢?更倒霉的是又遇到这个“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一听《万国公法》里没有什么领事裁判权,一下火了,甘结的事还没搞完,你丫又忽悠我,看来对你们这些野蛮外夷是客气不得了。林则徐故伎重施,又来了个遣散华工、断水断粮,逼义律交人,当然了,针对对象不仅是义律,而是所有英国商人。这种事情连续发生两回,义律是真的受不了了,内心早已动了杀机,但他还想着能和平解决此事最好。对于甘结,义律先是提出可以具结,但只能“货尽没官”,绝不能“人即正法”,林则徐却一口否决,坚持要砍人。后来林则徐也玩了个花招,说要么这样,你不具结也可以,但船要让我搜查一遍,看你还有没有鸦片。以林则徐的看法,是个人都该知道大清是怎么搞搜查的,义律应该不会笨到答应这种要求,具结只是签个字的问题,相信义律还明白个中利害关系。但义律还偏偏不明白,说这个好,欢迎来搜。林则徐这下被搞郁闷了,琢磨着义律这红毛可能还不太了解大清国的基本国情,只好亲自教育义律“大清式搜查”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我们效率比较低,需要花两百天才能完成搜查,到时你的货物也该发霉了;另外搜查过程中肯定会弄坏弄丢点东西,大清可不负责任。但义律觉得钱的事小,甘结可是要人命的啊,于是老话一句:欢迎来搜。

这可把林则徐气得不行。此时一票英国人也快渴死了,双方都感觉道理说不通了,有武力解决问题的打算。义律去九龙寻找淡水,遭到当地官员“五六小时的延宕和令人发怒的拖辞推诿”,终于发出最后通牒:再不给淡水,将击沉眼前一切中国船只!而当地官员根本没拿这些不知哪个旮旯里冒出来的野蛮人当回事,中英间的第一次冲突就这么开始了。我一直觉得,如果仅仅因为义律不肯具结就将第一次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来混淆视听的话,那称其为“淡水战争”应该也完全说得过去。后来各种小冲突又出现数次,水勇们向林钦差汇报自己的“辉煌战果”,林则徐不疑有诈,发挥了我国“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光荣传统,告诉道光我军“七战七捷”。其实你看当时的战报是相当有意思的,里面文学创作的气息非常浓,读起来很像武侠小说。清朝士兵笔下的英国人从来不会留下尸体,不是滚落悬崖就是落水无法打捞,只看到水面上漂浮着洋夷的帽子,而我们的兵器上则沾满血迹。一句话:战果丰厚,证据没有。而道光和林则徐这两个人已经被忽悠得快要高潮了。

消息传到英国后,议会进行了辩论,双方就出兵与否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主要观点如下:中国人以优越人种、天朝上国自居,对英商横加侮辱,更屡次侵犯人权,以性命相威胁,甚至两次危及没有进行鸦片走私的无辜英商,并影响到鸦片之外的贸易;中国的法律仿佛是专门为贪官勒索而设置的,既无法执行又荒谬野蛮透顶,而且与中国进行贸易需要交纳比关税高得多的保护费。结论:对这样的野蛮民族,讲道理讲不通,只有先把它揍服帖了再说。271:262票,九票之差,战争打响,蒋廷黻有一句话精辟总结了鸦片战争的实质:战争之前我们不给他们平等,战争之后他们不给我们平等。其实战争打响之前英国还是给过中国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派人坐船来送最后通牒,但中国守军看不懂船上挂的白旗子是什么意思,照面就打。之前中国水师曾挂着红旗子满地乱蹿,被英军误以为是来打架的,也是见面就轰。我时常觉得,两国既然已经沟通不能到这种地步了,真的没什么比打一架更好了,就算这最后通牒送到了,双方的战争也不可能因此终止啊。

林则徐在开战之前还给英国国王写了封信。其实本来是想给美国国王和英国国王各写一封的,后来一打听发现美国连个国王都没有,而英国的国王是个女人,这下对两国更是鄙夷了。为了翻译这封信林则徐破天荒的见了几个外国水手,请他们代为翻译,水手看完信之后差点没笑喷出来:首先吹嘘大清皇帝有多牛B,统治了整个天下,恩泽四方;然后夸奖英国女王一贯恭顺,仿佛在表扬一个藩属国的酋长;接着大谈中国对英国的恩惠,无非又是没有茶叶英国人就要大便不通而死;再来教育女王因果报应学说,讲述坏人突然暴毙的实例;最后像命令下属一样让女王“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诿延”,否则“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

后来的战事就不做细表了,反正清朝一路胜利胜利再胜利,前进前进再前进,突然不知怎么回事一下就失败了,至少在道光眼里是这样。然后大家签条约,坐下来吃个饭,这事儿就算完了。至于那《南京条约》的内容,除了我们教科书上学的割香港、赔白银、开五口之外,还要求清朝赦免一切在华关押的英国人,不得对那些和英军有接触的中国人(俗称汉奸)秋后算帐(看人家这人权工作搞的),关税必须是固定的并且明确的,不准再用法律规定以外的项目敲诈勒索英商,允许英商在沿海五口居住,贸易不必再通过广州十三行之类机构中转。还有一条:双方ZF来往,必须平等,清朝不能再用训孙子的口气和英国人说话。到后来又通过《五口通商章程》获得了真正的领事裁判权,说到底,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内容除了打开贸易壁垒、防止敲诈勒索之外,其实就是为了防止前文所述的一切状况再次重演,割香港和领事裁判权这两个主意正是由义律提出的,目的就是要给英国人一个能安全居住的地方。

顺便一提,现代人讲割让香港是丧权辱国,但其实道光当时用的词叫“暂行赏借”,都被打成猪头了,他还时刻不忘天朝上国的威仪,所以我认为讲“割让”是对前清先帝莫大的侮辱。而中国鸦片战争支出的战费比英国人还高三倍,这里面有多少钱是正儿八经花在战争上的还真没人能说得清。至于鸦片贸易问题,当时中方代表问英国为什么你们本土不禁止栽种鸦片,为什么要拿鸦片来毒害中国,英国代表璞鼎查回答:

“这(在英国禁种鸦片)是不合乎英国宪法的,这是做不到的。即使英国ZF用专制的权力禁止鸦片的种植,对中国亦毫无益处。中国人不将吸烟的习惯彻底扫除,这只能使鸦片的贸易从英国手中转到别国手中去。事实上,鸦片问题应由你们自己负责,假使你们的人民是具有道德品质的,他们绝不会染此恶习;假如你们的官吏是廉洁守法的,鸦片便不会到你们国中来。所以在我们的领土以内,鸦片种植的前途,主要的责任是在中国,因为几乎全印度所产的鸦片全销于中国,假设中国人不能革除吸食鸦片的恶习,假设中国ZF的力量不能禁止鸦片,那么中国人民也要设法得到鸦片,不管其法律如何。因之,若将鸦片的入口,使之合法化,使富户和官吏都可参加合作,这样便可将走私的方便大加限制,下便人民,上裕国课,岂不甚好?”

其实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大臣许乃济就提出:现在的情况已经发展到了哪怕英商不入港,中国人也会争先恐后前去接货的地步,既然禁也禁不住,还不如将鸦片合法化算了。不仅要合法化还要引进本土种植,这样还可以阻止白银外流。确实,等大清牌鸦片生产出来,再加上领先世界几十年的鸦片吸食和烟枪制造技术(这是大清国最可引以为豪的高科技,一如今日的金盾工程),那GDP是哗啦啦的涨啊。道光一听当下便有点动心,但后来许乃济又加了一句话:吸鸦片的都是社会渣滓,这些人吸死也不足为惜。这句话一下得罪了好多不该得罪的人,再加上驰禁本身就是违反各地官员利益的(不然他们怎么收保护费啊),道光又被林则徐那几“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刺中要害,后来许乃济便成了清朝道德堕落分子的总代表。

璞鼎查又教育中方代表,英国强大的真正原因是“自由的制度和商业”,请中国也效仿。当时可不说“西方的制度不适合中国”,而是干脆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所以基本都是左耳进右耳出,而且中方代表比较为难,不敢跟道光提鸦片合法的事,于是提议:不如这样,以后我们关照你们的鸦片贸易,有我们罩着,合不合法都无所谓啦。璞鼎查不想搞中国特色,说英国ZF不愿承担走私的不义之名,中方代表一商量,最后说:鸦片就算合法,难保那些人不偷税漏税,如果英国ZF能先代交500万两税款,我们可以代为跟大皇帝商量商量。璞鼎查一听愣住了,你们自己缉私不力,还要英国ZF帮你收税?开玩笑。璞鼎查发现这些人害怕跟道光提鸦片合法化的事,根本就说不通,干脆不再提鸦片的问题,后来鸦片贸易就继续以走私形式存在了二十年。这无疑是给历史教科书一记最响亮的耳光。当然,“强行打开中国的门户”这个“罪名”倒是不假,不过我觉得这没什么值得悲伤的,因为闭关锁国本就是件坏事,何况它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民意,而是皇帝老爷一个人的旨意,皇帝自己悲伤就算了,老百姓跟着瞎起什么哄?

另外,“鸦片战争”在英国不属于必修课范畴,所以虽然中国人很拿这个当回事,动不动就血泪控诉一番,但你要去问英国人,基本上都不知道鸦片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你要说“第一次中英战争”对方就更惊讶了,什么,中国和英国还打过仗?……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其实完全没有意识到英国人的军队到底有多厉害,很多未参战者,包括皇帝老子,还觉得双方实力其实相差无几,只不过胜败乃兵家常事而已(因为我们一直在胜利,是最后不知怎么搞突然一下就失败了),对民间就更不能讲朝廷惨亏了,因此,虽然英国人提出要“平等”,但在很多清廷官员和普通百姓眼里,蛮夷依旧是蛮夷,这种态度便决定了之后还要有第二次鸦片战争。

本来根据《南京条约》,洋人有权入五口定居,但由于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广州人打过架,后来广州人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阻止英国人入城。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表面跟英国人说这事我们一定处理,背地里其实暗中怂恿乡勇,把这事儿一拖就拖了五年。这些英国人也是好耐心,当年义律才体验了五个小时的中国特色的ZF办事效率就动武了,这些人居然能忍五年,但到了1847年,终于忍无可忍,挥军攻陷虎门,准备武力入城。耆英是知道英国人的厉害的,一见对方动粗就怕了,急忙允诺英国人“目前条件还不具备,两年后一定让你们入城”。英国人哪知道耆英马上就要调走了,中了对方的奸计,还真傻兮兮的等了两年,结果到1849年,英国人满心欢喜的来到广州,迎接他们的是新任总督徐广缙和巡抚叶名琛,带着十万乡勇准备和英国人决一死战呢。英国人这时候才发现中国人说话就跟放屁似的,但当时也没准备打仗,于是掉脸就走了。洋人这一走,广州举城欢腾。重大胜利啊!徐叶二人都轻而易举成了民族英雄,得道光封爵嘉奖。后来叶名琛想,这事儿既然能拖七年,再拖七十年也无妨,更总结出对付洋人的“独门秘诀”,就是压根别搭理,对方提什么要求一律拒绝就行,这样问题就“解决”了,还能得皇帝褒奖,升官发财,因此“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当然洋人也不会那么好欺负,其实心中积怨已深,一忍再忍,只等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

到1854年,英国援引《中美望厦条约》中关于十二年期满双方可协商修约的规定以及《中英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也要求协商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其实英国的要求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首先最惠国待遇根本不包括“修约”这一项,其次《虎门条约》到1855年才到修约之期,而英国人却说它是《南京条约》的粘附条约,所以时间要从《南京条约》算起。这种问题只要大清援引几条国际法就可以打得英国人哑口无言打道回府了,偏偏大清闭关锁国又狂妄自大,举国上下竟无人懂法,而英国人想利用的正是这种无知。美国发现中国人是真呆,马上也兴奋的说要修约,其实《望厦条约》要到1856年才能修约,但是美国人也说我有“最惠国待遇”,英国人能修我也要修。法国一看,我靠,还能这样玩啊!于是也要修约(《黄埔条约》)。但其实都是扯淡。

顺便一提,美国人与法国人的约可不是打来的,而是借英国人的光“吓”出来的。当时中方代表耆英在签《南京条约》时深刻体验了英国人的厉害,将同为白人的法国人和美国人都视为同一级别的强悍国家,两国只需稍以武力恐吓之,耆英就只得老老实实的在条约上签字了。当时美国人对清朝那套天朝上国的作风已经是非常了解了,知道对中国这样无知自大的国家只有用残酷的事实教育对方,你稍微讲点礼貌都会被当作是来朝贡的,所以美国代表顾盛收到的硬指令是假如中方不肯签约,那么一定要面见皇帝,而且绝不下跪,不满足这条要求,兵戎相见。而耆英怕的正是这个,让一个美国人站着和皇帝说话,这还得了?对他来说要确保两件事,第一不能跌皇帝的面子,第二不能再打仗,至于条约什么的爱签多少都无所谓了,爽快的就把《望厦条约》给签了。到后来法国人来中国时,带了八条军舰,此时耆英已有如惊弓之鸟,法国人还没开口威胁呢,耆英就卖国了。反正一回生两回熟的,也不是头一回签,破罐子破摔了。说实话只要不是赔钱割地的条约,清朝都是很爽快的。

当时法国人对中国也不是特别了解,还想拉拢中国人入伙呢,提出几条要求:第一互派公使,大家就算结盟了;第二给中国进贡天文学家,算是示好;第三让中国派人去法国深造,学习造船和水战,对付谁呢?当然是对付英国人了,法国自称是“英国的老师”,只要中国肯跟着他们学,对付英国不成问题。耆英一听法国要往北京派什么公使,当下拒绝,至于天文造船水战这些东西,我们很牛逼的,不需要你们来教。法国人一听傻了,靠这是怎么回事啊,天上砸馅饼都不要?于是面露狰狞:给你三条路选,第一法国派公使进京见皇帝,第二法国给皇帝送一个天文学家,第三开放天主教,不然大家只好开打了。我怎么听都觉得还是选前两条比较好,但耆英一听就蒙了,你这三条路都是要我的命啊!前两条他甚至都不敢跟皇帝讲。思前想后,见皇帝是肯定不行的,因为法国人不肯跪啊,那就只有跟皇上商量下开放天主教的事了。后来耆英对道光连哄带骗带吓,终于交涉成功,洋教冬眠多年,总算又在中国复苏了。

这边英美法还自作聪明的发着青天白日大梦想欺负中国人不懂法,那边叶名琛又是“略书数字”,除了严禁三国公使入城以外,对三国公使的各项要求只有两种回答:要么拒绝,要么干脆不回答。当时英国人对这个叶名琛的作风是非常了解的,知道跟此人讲理绝对讲不通,而且当时广州人民又忙着起义推翻清ZF,想必叶名琛也没空搭理他们,于是三国公使一路挥师北上,准备到上海一带寻找别的官员传达修约的请求。谁知这叶名琛可没闲着,这头拒绝了,那头就汇报了咸丰,寥寥数语,只说英国人要修约,请皇上放心,此事为臣自能搞定,洋夷若来,叫他们来见我就行。当时满朝上下其实连“修约”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清楚,《望厦条约》里关于修约的内容早被他们忘得差不多了(本来就也没记住),可见“丧权辱国”这种说法是严重失实的,至少对清廷是如此。叶名琛因是民族英雄,又平叛有功,咸丰对其充分信任,回复说“你办事我放心”。

这下糟了。三国公使跑到上海,会见了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吉尔杭阿头脑还算清醒,当时正剿着长毛,知道三国公使暂时不能惹,也知道叶名琛的德性,于是提议咸丰赶紧派个钦差同叶名琛一起处理此事,其实是想防止叶名琛独揽大权,刚愎自用,坏了大事。咸丰一听这话就不耐烦,把吉尔杭阿大骂一顿,吉尔杭阿没办法,只好转告三国公使:老大叫你们找叶名琛处理此事。三国公使刚从那里过来,怎么可能再回去呢,于是继续北上,到了天津,离皇帝老子也越来越近了。这回只出来两个副科级干部接待公使,一句话:修约我们管不了,老大请你们再去找叶名琛。这时三国公使终于体会到什么叫“踢皮球、打太极”了,虽是愤懑,却又无计可施,修约至此又不了了之。三国此时已达成共识:对付中国,不动点武力是不行的。

但列强们此时都处于师出无名的状态,因为这次修约仅仅是“骗约”,所以他们都在等一个名正言顺的切入点。1856年,这回是真到《望厦条约》修约之期了,来的美国公使正是林则徐的洋医生伯驾。伯驾联络英法公使一起去修约,但英国公使认为去了也白去,何况英国的“修约”性质本来就类似用棒棒糖诱拐无知儿童,真诱拐成功了反而落下话柄,所以虽然他们很想痛揍中国一顿,但不打算利用修约问题大作文章。法国公使称没有收到ZF指令,暂不行动。这回美国单独来修约,由于合乎法律,倒是理直气壮,但美国始终绕不过叶名琛这道坎,而叶名琛仍是采用先前的两条秘诀:踢皮球加拒绝。这还真是前所未闻的外交手段,不过伯驾倒是没有调兵谴将跟大清大干一场,他就像英国人当初放弃了入城一样,放弃了修约。伯驾跟当年一样敏锐,他知道中英上次因林则徐决裂,这次还得因叶名琛决裂,到时再坐收渔利也不迟。

就在洋人们对大清的不满逐渐积累到顶峰时,亚罗号事件发生了。中学历史知识比较扎实的应该记得,我国教科书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原因归结为亚罗号事件与马神甫事件,对这两件事语焉不详且定性为“英法入侵中国的借口”。而香港的教科书归纳了四个原因,除了以上两件事,另外两件就是“入城问题”和“修约问题”。事实上,列强们正是由于“入城”和“修约”问题而积累了大量怨气,而亚罗号事件仅仅是怨气的爆发点而已,大陆的教科书却不能如香港一般客观,有意忽略或淡化了前两件事,下三滥赖皮狗式的“反入城斗争”在教科书里更成了什么了不起的重大胜利和反帝斗争,和一百五十年前愚蠢清廷的想法别无二致。

亚罗号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有争议。亚罗号为在香港注册的船只,叶名琛当时认为船上有一名海盗,将一船十二名中国人全部缉拿,并且扯掉了船上的英国国旗(争议点就在这里,叶名琛坚称中方没有扯英国国旗,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亚罗号的执照已过期,法律上不能再挂英国国旗,所以扯掉了也不算是对英国的侮辱,还有观点认为船上并没有所谓海盗)。这件事本来可大可小甚至可无,但当时的英国海军上将包令和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对“入城”这口恶气已经憋了快十年了,他们想要的就是小题大作,不仅要求中方立刻释放船上的水手,还要向英方道歉。英方的要求其实相当无理,因为叶名琛缉拿的罪犯是中国人,按双方条约,领事裁判权是不起作用的,而叶名琛非但没有抓住对方的把柄据理力争,反倒把人给放了(主要是太平天国运动势如破竹,咸丰下了命令,让叶名琛尽量不要再开战端,不然估计放人也是没戏的),但是拒不道歉,总而言之,面子最要紧,其它可商量。

叶名琛还没看出这回英国人就是来打架的,于是就为了这么一句道歉,广州又被英军蹂躏了。真开打之后英国人倒也不提道歉这码事了,一句话:让我入城。这时叶名琛虽然兵败如山倒,但他一听,什么呀,原来英国人只是想入城啊!叶名琛过去的经验使他深信一点:在入城问题上,英国人玩不出什么花样来,这次一定又是闹一闹就滚蛋了。这时他还认为英国人只是来吓唬他的,只要挺一挺就好了,于是汇报咸丰说打了大胜仗,还干掉了英军的总司令,咸丰则批示说:干得好,不过也别把英国人逼急了,等他们来悔罪时给个台阶下就行了。当时曾有大臣秉明实情,结果咸丰回复说这是英夷“造言耸听”,令该大臣“勿为所惑”。此后叶名琛派人去香港收集英国的情报,不过他犯了个大错:他自己对咸丰撒谎,手下又怎么可能对他说实话呢?搜集回来的情报不是英国被俄罗斯痛揍,就是英国被印度痛揍,要么就是财政紧张、入不敷出、经济危机、失业狂潮、工人罢工,总而言之一句话,英国日薄西山,即将完蛋。这下他更坚信英国人玩不出什么花样,干脆连战备都不做,还要士兵不要开炮还击,夷人“天黑就走”。直至英军破城,叶名琛正好出去烧香,没给英国人逮到,英国人又兵力不足,暂时撤出广州,叶名琛更相信对方是来唬人的。就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叶名琛出乎意料的镇定,后世戏称其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将军”,一直到他被英国人抓走为止。

对于本国军舰在广州的行动,英国议会认为是“滥用武力”,投票要求英军撤军,结果强硬派的外相巴麦尊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并在大选中大胜,不然英国要是真的撤军了,叶名琛可又要成民族英雄了。后来由于此人一手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对他的态度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民族英雄一下又成了千古罪人,不可不说是讽刺。其实叶名琛“六不”倒也有原因,当时内战打得正凶,军饷都发不出来,人家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与其说叶名琛是真的相信英国“开几炮就走”,还不如说他是无奈之下,大搞自我催眠呢。

姑且把时间轴往前拉一年,回到马神甫事件上。当时根据中外条约,洋人只能在通商五口活动,其它地区依然处于洋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状态,法国神父马赖同志却闯入广西传教(教科书上说此人是无恶不作,广西是“依法处理”,于史毫无根据,纯属胡扯),结果被就地正法。按双方条约,发生此类事件,应先将人送至附近领馆,再作处理,绝不可上刑,更不能杀头了。法国这回是理直气状的要找中国讨个说法,要求的仅仅是赔款和道歉,偏偏两广总督又是叶名琛,两个字:拒绝,结果马神甫事件又成了悬案。

美国要求修约,英国要求入城,法国要求赔偿道歉,全都卡在了叶名琛这个硬角头上,统统成了悬案,所有的不满在1856年完全爆发了。不过美国虽然很想揍中国一顿,但当时黑奴问题闹得正凶,而且第一次鸦片战争又得了甜头,你们上去打,我负责事后出来吓人就行了,于是不肯发兵。法国其实也想再沾一次英国的光,但一个国民被杀又得不到说法,再不出兵就说不过去了,只好跟着英国一起上。而俄罗斯对中国眼馋已久,此时也跳出来兴风作浪,准备坐收渔利。于是乎,一支英法联军,承载着英美法俄这四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野望,向着广州进发了。

广州瞬间破城,叶名琛被捉走。咸丰收到奏折,顿时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我们一直胜利胜利再胜利,突然就破城了?于是批阅道:览奏实深诧异!

英国跟中国打交道,累积了不少经验,其中一条就是:你就是捣翻中国的半壁江山,大皇帝也不会在乎的,必须直接捣他的家门。这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已近二十年,天朝诸臣早就忘了洋人打仗到底是什么样的了,结果等号称最强的大沽炮台惨遭秒杀,咸丰还在那里莫名惊诧。怎么办,签约呗,签完约吃饭,这回清廷还觉着这四个是连体婴儿,对没参战的美国和俄罗斯也是有求必应,结果美国又白捞一个条约,俄罗斯也狐假虎威,正式进入中国,法国和英国更是没的说了。顺便一提,这回主持工作的仍旧是耆英同志,咸丰觉得此人和洋人交情应该大大的好,说不定可以讨点便宜,谁知广州破城时,英国人便从衙门公文里查清耆英当年在入城问题上那套假调解、空城计的把戏,对耆英百般奚落,耆英一气之下返回北京,留下几个既无外交经验又无交割权限的菜鸟官员,在谈判桌上基本是任人玩弄。后来咸丰一气之下,赐耆英自尽,理由“擅自返京”。

《天津条约》相对之前的条约,主要变化是允许外国军舰进入长江,允许外国人进入内地,增开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进入北京设立使馆。综观两次鸦片战争所签各个条约,内容其实并无什么不平等之处,大开国门本就是与时俱进,赔款属于国际惯例,至于理论上比较出格的军舰入江、割让香港、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这四条,军舰入江只能怪清廷无能,长年内战,无力保护外侨,那就只好让人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割让香港则是因林则徐两次给所有英国商人断水断粮,说到底还是安全问题;领事裁判权盖因中国文明程度太低,法律极其野蛮,外人不能接受;至于协定关税,就只能责怪那些敲诈勒索外商的贪官了。

当然了,方式是极其不平等的,法律上仍称其为“不平等条约”。但这样的不平等也是中国自己招来的,若是中国能早点放下身段,先摆出一点平等的姿态,本来也不会无端遭此命运,除了俄罗斯与日本确实野蛮以外,英法美大体上都是讲道理的,而中国若能早日和洋人平等互待,学习对方的先进技术,日后更不可能任俄罗斯与弹丸之地的日本宰割。薛福成这些第一批出使西方的人,目睹中西方的巨大差距,传统观念逐渐崩塌,敏锐的指出:西方人对中国人以诚相待时,中国人想的从来是怎么再多捞点小便宜,而当西方人转用武力威胁时,中国人马上就妥协退让。事实上,清朝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循环:因自己的自大和愚蠢惹怒洋人——被揍——签条约——清廷不肯执行——再次惹怒洋人,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直持续到1900年庚子之战,上国的威仪终于被揍得荡然无存。这段期间内,中国在某些方面得到了长足的提高,而唯一失去的,大概就是虚浮的皇家尊严和那不能为人民所分享的所谓“主权”了。

现在故事还没发展到1900年,所以皇家的尊严还是暂时不能丢的。根据《天津条约》,签定之后,外国使节应进京换约了,这是所有的残酷现实里最让咸丰慌张的——外国人要进京面圣了,而且不会三跪九叩!这是对遗续千年的那点帝皇威望和“万国来朝”之类梦呓的最致命的一击,也是咸丰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咸丰恐慌到了什么程度呢?他甚至想以鸦片合法、取消一切关税、再多赔几百万两白银为筹码,阻挡洋人进京面圣,后来又想在上海换约、在海上换约,千方百计阻挠,足见皇帝心中的价值取向——一切现实的国家利益,都可以对其皇者之尊让步——只可惜战败者在谈判桌上是没有发言权的。此时咸丰亲自主持外务,但水平实在不比叶名琛高竿多少,他所能使的那点计谋,无非就是“先派乡勇与夷交战,朝廷再出面调解”之类老掉牙的帝王权术,满脑子柔远羁縻之类安抚藩属国用的老套路,殊料洋人根本就不吃咸丰的智库里所保存的任何一套方案。这种完全超越自身理解范畴的危机,再加上他那阻止洋人入京的莫名其妙的坚持,此时的咸丰可以说是大脑短路,行事作风已完全不可理喻,咸丰帝本人成了继林则徐、叶名琛之后的第三个二百五,而且他的二百五行为直接导致了“万园之园”圆明园的被焚。

《天津条约》上虽然有咸丰亲笔签名,但清廷朝野上下,竟把该条约当成一纸空文,仅作“缓兵之计”,负责签字的桂良上奏说:“此时英、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咸丰觉得此计甚妙,只待时机一到便可执行,这样舍桂良一人,便可阻止洋人设公使驻京。可洋人又哪会理会这种丢车保帅的伎俩,这分明是想再讨一顿打。洋人坚持进京换约,咸丰又规定人数不得超过十人、不得坐轿、不得列阵仪仗、换约后立即离京。但老外们早看透清廷那点心思,这次来就是想教育教育朝廷“你们在世界上到底排老几”,得到的指示是拒绝一切贬低使节身份的接见仪式,为了保证这一点,必须有海军随行护航,因此对咸丰的要求一概拒绝。咸丰决计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和洋人“平等相待”,折损了威严,于是指示清廷唯一的一员悍将僧格林沁:若洋人不肯按照藩属国朝贡的仪式入京,可以“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并且堵塞航道,让洋人走北塘绕一个大圈进京,若洋人不从,则可“师出有名”。

天知道这时咸丰的大脑里到底在想什么。英国人把船开到大沽口,发现航道受阻,想上岸又被民团阻挡,中方解释说:此地没有ZF官员,也没有军队,只有这些自发组织的爱国民兵团。僧格林沁晓谕公使改道,当时英法坚决不从,要求清理航道,美国则答应绕道而行(因为中美条约之间根本就没有换约的协定,其实本来是不能换约的,但就像前几年修约事件一样,清廷无人懂法,没人看出这点,所以美国公使不敢得了便宜又卖乖,马上见好就收),于是美国公使又被“民团”允许登陆,接着被几个乞丐用骡车拉到北京,又遭软禁数日,而且约还没换成,皇帝没见着,后来又被拉回北塘,终于换了约。此事被西方各国视为“奇耻大辱”,这就完全属于中国自己背信弃义,皮痛找打了。而英法两国在大沽口干耗数日,连个ZF官员都见不着,只有一堆“民团”,其实这种破绽百出的伎俩哪里瞒得了外国公使,而清朝ZF甚至全体大清子民,长期以来却沉迷于自己的这些“小聪明”里,结果给列强们留下了一个印象:愚蠢、自作聪明、毫无荣誉感。

后来英法决定人力清通航道,直驱北京。这帮人正干得热火朝天呢,大沽炮台却是连半个清兵或民团都没有——表面看来是如此,其实人家僧格林沁正埋伏着,准备按咸丰指示,给这些不肯改道的洋夷们“名正言顺一击”呢。后来一些英国将领承认:他们知道清军埋伏在那里,但根本没把对方放在眼里。这回他们可是大错特错,僧格林沁可说是继林则徐之后第二个正儿八经能办事的大员,在腐朽的清廷里可算是珍兽,此人调教出的军队绝不可与英法之前遭遇的腐败军们同日而语。结果大沽口之战,英法大败,捷报传回京城,朝廷里已是一片欢乐的海洋,而英法两国暴怒不已,南下调兵遣将,此举又被朝廷看作对方认输投降的信号,于是觉着自己的军事实力好象瞬间上了好几个台阶,这下事态总算是“正常发展”了。咸丰觉得这时差不多该“恩威并用、柔远羁縻”了,于是和僧格林沁玩起了红白脸的把戏,又摆起了天朝上国的谱来,宣布中英和中法《天津条约》作废,不过念在洋夷恭顺,若肯“自悔求和”,可按中美《天津条约》另立新约,换约在上海进行。

英法当然不会“自悔求和”,第二次卷土重来时,清军手里那点烧火棍又不够看了。等到发现事态不妙时,咸丰又慌了(一个人不知是如何完成如此大起大落的心理转换而又屡教不改的),于是又耍起了小聪明,派人每天给英法发去照会,内容都差不多:你们怎么来打我们呢?这是误会一场啊!快来北京换约吧,我们等着你们呢。意思就是我们大家就当大沽口之战从来没发生过,坐下来好好谈吧。说实话,咸丰自觉这封信“暗藏巧机”,相信聪明人一定“一悟就懂”,英法却偏偏不是他这等“聪明人”,觉得这些照会简直是莫名其妙。英法还是自打自的,等到大沽炮台完全沦陷后,清朝终于改口了:别打了!我们投降……

这次来当然就不是天津条约那么简单了,大沽口之战的帐也要好好算一算。后来英国派出巴夏礼和威妥玛谈判,本来所有条件都谈好了,结果咸丰一看:妈呀,又要进京,还要带一千卫兵!这还得了,咸丰这回是彻底犯甩了,他想起古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于是指示僧格林沁俘虏英国使团一行39人,准备以此为人质,与英法谈判。袭击使团,国际法之大忌,世界震动,打,打死他丫的!联军一直挺到了北京城外。大清也震动了,这种情况是闻所未闻啊,咸丰仿佛都能感觉到自己的龙椅在震动,但死到临头了,居然还在嘴硬,后来跟英法谈判,一句话:什么都可以谈,使节进京的问题绝对不能谈!

不能谈就继续打。此时法国得到情报,皇帝在圆明园休假,于是派兵前往,大溃清军,但是皇帝不在,结果扑了个空。法国人一入圆明园,虎躯一震,妈呀!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宝贝!这真的是在中国吗?法国人二话不说,马上动手洗劫,可惜人手有限,没能洗完。周边淳朴的大清子民闻讯而至,终于将圆明园洗劫一空,顺便放了把火——请注意,圆明园的第一把火是中国人放的,只不过手法太不专业,杀伤力有限,至于第二把火还得过会儿再说。仗都打成这样了,连皇帝的别墅都给打残了,咸丰只得放下自己那点可怜的坚持,终于答应了外国公使的一切要求,包括入京面圣。

不过外国公使最后还是没能见到咸丰,因为咸丰一口气咽不下去,挂了。看来看去,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响,除了有叶名琛的自负以外,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咸丰皇帝也是“功不可没”。不过对咸丰来说,这种坚持也算是有道理的,因为自古以来,还没说是哪个藩属国的使节见了皇帝可以说是不用三跪九叩的,这礼数要是坏在了咸丰这一代手上,那可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千古之耻、万世骂名啊,无论如何他也要保住这点面子,以至后来咸丰郁郁而终,给人的感觉便如“殉道者”一般。而对诸列强来说,他们是无法理解咸丰这种心态的,对他们来说,两国交往,就该平等相待,清国虽然战败,之后派官员出使国外时,外国也是以礼相待,偏偏中国的皇帝把他们当成藩属国,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逼使节向皇帝下跪。这跪礼之争从乾隆时期开始算起,已持续大半个世纪,到咸丰这代总算是划上了记号。

更令人震惊的事发生了。英法要求中方释放使团,于是巴夏礼等一行39人,不对,是19人,被放出来了。这19人的状态用三个字形容叫“半条命”,剩下20个干脆被大卸八块。这简直是莫名其妙,中方本想拿使团做谈判筹码,结果还没谈完就先行撕票了,说到这里,我已经不知该怎么解释清ZF的行为了。总之,友邦莫名惊诧,英法一商量,这口恶气忍不下去,不给个迎头痛击是不行了,一定要在皇帝头上撒泡尿。后来两国产生了分歧,英国说要烧圆明园,法国说烧那有球意思,不过是个皇帝的度假村,要烧就烧皇宫。双方争执半天,最后英国说服了法国,于是大队人马杀进圆明园,这回是专业纵火队,圆明园基本所剩无几。

这里要顺带一提的是中国对国际法的理解。咸丰死后恭亲王主持外务,反正联军打到皇城根下,说什么也得服了,不过恭亲王发现一点:洋人和过去那些藩属国很不一样,签完条约之后居然能照之执行,说撤军就撤军绝不拖延,也不多讨小便宜。而这些人又处处以所谓“国际法”攻击大清,大清自该以对方最重视的“国际法”回击。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人终于接触到了中文版的《万国公法》,这距离林则徐上次询问伯驾有关“领事裁判权”的内容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但是清廷学习了国际法后,只想以此对付洋人,从来没想过要自己遵守,这种务虚的态度使得清ZF不可能有太高明的法学造诣,在谈判桌上依旧惨亏给对手,无论胜仗败仗,一旦签起条约,永远都是中国吃亏。再加上后来西太后独揽大权,签约之事总被个别人的意见所左右,虽然民间有人指出“外国这不合法那不合法”,中国完全不必退让,但腐朽的清廷却毫不理睬,而民间又不能怪罪皇上,只能怪罪外国,使中国人逐渐产生一种观点:国际法是强国用来欺负弱国的工具。这种理解一直流传至今。

圆明园第二次被烧已经是四十年左右后的事情了,这回纵火的是八国联军。关于拳乱,中国史学界的有识之士早就要求拨乱反正,没办法,义和团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但也有人为义和团辩护,说是“外国侵略在先,义和团排外在后”,这种说法不值一哂。且不说“侵略”有一大半是中国自找,义和团所谓的“排外”行动,几乎不杀外国人,专杀中国人,毁坏洋货亦是对私人和公共财产的严重践踏,从仇视洋人发展到仇视洋纸、火柴甚至铁路、电线杆,严重阻碍国家建设和科技进步,及至后来扬言要攻击外国使馆,等真招来洋人后又不战而败,除了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不断招致灾难,于国于民无半点利处,哪有半点“排外”的样子?这样的愚昧暴民、乌合之众,居然被中国的教科书奉为民族英雄,我又时常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只能理解为:教科书的编者和义和团其实是一丘之貉。

中国教育界所灌输的另一个著名谎言叫“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种说辞明显是典型的中国式小聪明,除了讨点口淫的便宜之外再无实际意义,若是一般人吵架倒还说得过去,对务实的外国ZF来说是根本不可能做出如此有失体面之事的。事实上过去租界公园本来只有“自行车与犬不得入内”的规定,但中国人一到公园,大声喧哗,摧花折木,以至后来只好另建公园供华人游玩,原先的公园则另加一条规定“华人无西人陪同不得入内”。说到底,完全是个素质问题,西方人本来并不歧视中国人,偏偏多数中国人的行为——至少在公园里——与狗无异。这不消我说,其实现下仍是如此。后来中国人干脆自贬为狗,硬把两条揉在一起,说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借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义和团以及现今爱国人士之类所谓“排外”运动、“抵制”运动,也是受此类自作践的谎言影响。

我曾见到一段文字,异常精辟:“或云,彼国侵占我国土地在先,我民折花攀木在后,纵有不是,尚属小过,远不及帝国主义之危害流毒深远云云。殊不知若行国士之行,人便以国士待之;若行蛮夷禽兽之行,人便以蛮夷禽兽待之。不能自重,枉要人重,岂非贻笑大方”。事实上,中国长久以来的悲剧,原因正在于此,一方面愚昧闭塞、弱小落后,一方面却又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两点结合,使的中国对外来文明、外来人士都充满排斥感,以至“全民弱智”。反观中国的邻国日本,在国门被炮火打开之后,立即打出“文明开化”的旗号,知耻后勇,励精图治,使两国的命运在未来发生根本性的差异。人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却始终将“落后”理解为拳头的力量,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才是中国挨打最根本的原因。到今天,中国除了经济与科学技术有所进步,愚昧闭塞、弱小落后、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几点,相对清朝而言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对现代文明规则毫无尊重接纳之意,对外国仍视其为亡我之心不死,对本国的理解也不过停留在“风水轮流转,咸鱼也翻身”的水准,事实上,从清朝的故事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大量现今现实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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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圆箓难道一点功劳也没有吗?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王圆箓难道一点功劳也没有吗?

   史智鹏

         当代著名文人余秋雨的文集中涉及黄冈的散文有两篇,一篇是《苏东坡突围》,另一篇是《道士塔》。对于《苏东坡突围》一文,我无论从主题思想还是艺术价值都比较欣赏和赞同,而对于《道士塔》一文,虽然它被选入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语文》第三册,但我却认为它不是一篇好文章,其中原因,是因为它对道士塔的主人——王圆箓极尽批判、贬损之语,而这种批判、贬损,我确实不能认同。
         余秋雨在《道士塔》中出于对敦煌道士王圆箓向外国人出买莫高窟文物的愤怒,用尖酸刻薄之语对王圆箓进行了无情批判,如“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 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等等,言辞之激烈,完全不象一篇散文,而象一篇声讨檄文。
         王圆箓果真如余秋雨所言,要受到这样猛烈的批判吗?他真是历史的罪人吗?真的一点功劳都没有吗?
非也。
         王圆箓(约1850~1931),湖北麻城人。因家乡连年灾荒,生活所迫,出外谋生,逃荒到甘肃,流落于酒泉,入道修行,人称王道士。几经周折,他当了莫高窟的家,作为一名道士,他以在敦煌石窟建造道观“太清宫”为追求,并因此四处奔走,集攒钱财,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这一天,他在现编号为第16号的石窟发现了敦煌藏经洞。因多次向地方官府申请保护无效,为了筹措修建道观的经费,他将敦煌文物买给了斯坦因等外国人,共计九十七箱经卷,十九箱织卷,二十箱绘画及三十七尊唐塑。他的行为给敦煌文物造成极大的损失,但从客观上也造就了敦煌学,并让敦煌学闻名世界学术界。
我认为,可以换个角度和思维方式,一方面应遣责王圆箓给敦煌文物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也要从六个方面重新认识王圆箓。
         1、历史选择了王圆箓。按一般定律,发现是头功。他是敦煌文物的首先发现者,他揭开了藏经洞这个秘密,亲自打开了这扇轰动世界的文明之窗,理应在世界文明史上从正面角度给予肯定。王圆箓的墓志上是这样写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说必然性,是因为他踏踏实实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清理洞窟中堆积多年的淤沙,最早走进洞窟,藏经洞的洞门由此才能显露出来。说偶然性,是因为王道士当初清除洞窟淤沙,不是为了要发现什么,而是为了保护洞窟,发现藏经洞完全是偶然的。
         无论什么人发现藏经洞都是一种贡献,都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发现。因为藏经洞的发现就预示着“敦煌学”的产生。王圆箓首先发现了藏经洞是有功的,不能视为过错。
         2、王圆箓为保护敦煌文物文物做过努力。证据是藏经洞发现之后,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他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企盼着他能解决好藏经洞的保护问题,再次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也亲去莫高窟察看了,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可叹的是这位汪知县仅仅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从此再无下文。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风餐露宿行程800多里,奔赴肃州(酒泉),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但他既未估量这些文物究竟有多么大的价值,也没有考虑如何保护藏经洞。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但目的是为了充实他正在撰写的《语石》一书。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
         3、敦煌文物被破坏的主因,是当时中国国内政局混乱和学术界反映迟钝所致。
说王道士没有看护好敦煌文物,那是可能的,但是,说他有心破坏敦煌文物,则不是,他最多只是清政府地方毫不在意敦煌文物而造成恶果的替罪羊,因为当时那些偷运和掠夺敦煌文物的外国人,都拿着清政府当局的护照和相关文件进来的,有的还是中国政府当局派兵护送到敦煌的,王道士不过是个居住在敦煌中的普通道士,一个普通道士有什么资格和能力去违反政府当局的意志,去阻止那些文物流失情况的发生。
另外,国内学术界对敦煌文物的集体无意识,也是造成敦煌文物损失的重要原因,综观国外深入敦煌盗宝者,都是国际学术界赫赫有名的学术名家名人,他们来到国内,来到敦煌,国内学术界对他们的目的和研究课题一无所知,以至当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学者不远万里来到莫高窟探宝,国内学术界没有任何反响,从来没有给予他们任何限制,任由外国人为所欲为,不知中国的学者都到哪里去了。
         4、王圆箓出买敦煌文物,从个人角度,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一是王圆箓是道教信徒,必然以弘扬道教为价值取向,敦煌文物是佛教文物,不在王圆箓迫切关注和重视之列。二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三是他为了完成建造道观“太清宫”的宏愿,出买佛教文物,为道教事业服务,从他的心态讲,是值得的,无内疚感的。四是在王圆箓将敦煌文物出买给斯坦因之前,双方进行了长谈,从宗教信仰角度取得了共识,沟通了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
         5、敦煌文物大量外流,客观上将敦煌学推向了世界。敦煌经卷如同基督教的死海经卷文物一般,它是中华民族的,但也是全人类的。敦煌卷子流散于国外,自然是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站在民族利益的角度去看,这是一个损失。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流散于国外的敦煌卷子都是由各国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收藏,得到妥善的保护和高度重视,无一损坏现象。由于敦煌文物遍及世界主要国家,各国都相应产生了敦煌文物研究人员,由此产生了敦煌学,由于世界各国学术界的共同研究效应,敦煌学誉满全世界,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由此观,比冷清地孤零地局缩国内一隅强多了。
         再说,我国国力强大后,外流的敦煌文物可以一一收回,这在世界上不乏先例。
         6、我们分析、评价一个人物,不能脱离时代环境,也不能以好与坏这样极端的词语评价一个人。王圆箓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我们不能以一个完人的标准去审视他。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看待历史问题,或许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也许你要说王圆箓愚昧,但那时全中国从老百姓到官府哪个在这方面不愚昧呢?谁又认识到了文物的重要性而加以保护呢?最多只能说王圆箓没有超前意识,没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能耐。
         如果说王圆箓有错,我以为,错在他在把经卷卖给外国人的时候就应该很明确地提出:敦煌经卷虽然属于世界文化,但还应该归属中华民族所有,经卷你们可以研究,研究出来的学术成果是你们的,但经卷本身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敦煌经卷虽然属于世界文化,但还应该归属中华民族所有。只是这样的要求似乎太苛刻了些。因为做为清末民初的道士,怎么能有当今人们的思想境界和认识呢?而又怎能用今天人们的全球化眼光来要求王圆箓呢?
         我赞成陈寅恪“敦煌者,中国学术之伤心地也”之语,但不赞同余秋雨对王圆箓的定性评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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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结不了的日本漫画

来源:网易游戏频道出品    http://game.163.com/special/news/features022.html

就在本月初,集英社正式宣布《火影忍者》漫画连载进入完结倒计时,将在11月10日发售的今年第50期《周刊少年JUMP》上刊登最终话,也意味着这部从1999年开始连载,历时15年的人气漫画终将落下帷幕。

消息一经传出得到证实,大家的反应不是惋惜不舍,而是欢呼庆幸——“万万没想到”、“有生之年系列”、“总算不用孙子烧给自己”之类的评语在网络上随处可见。而之所以能让不少死忠也发出这种如释重负的感叹,实在是因为漫画自身拖得太久了,对于从头开始追起的读者来说,15年的时间能磨灭太多事情,包括最初的感动在内。

而纵观整个日本漫画产业,《火影忍者》的连载生涯既不空前,更不绝后,甚至只是人气漫画的普遍现象,有太多作品都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哪怕作者和读者的热情都已冷却,也迟迟无法完结。归根结底,决定这一切的是日本漫画杂志的连载制度,也是市场环境下读者编辑共同的选择结果。

长篇漫画在日本为数不少日本漫画的“长”因作品而异,在不同读者心中评判标准亦有差别。通常来说连载时间超过5年以上,单行本数量达到30卷,就可算是大众心中的长篇,而如《火影忍者》这样连载历时15年,单行本预计会最终达到72卷的作品,自然更是名副其实的长篇漫画。

不过具体来说,作品的连载时间和内容长度未必能划上等号。同样连载十年,周刊作品单行本数量不难突破五十大关,月刊作品可能就只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一的分量。藤岛康介的漫画《我的女神》自1988年开始在月刊《Afternoon》上连载,同样在今年内完结,历时二十六年最终单行本也只有48卷,就是因为每月连载,交出的分量却只比周刊平均略多,一来二去差距必然浮现。

而更多作品连载时间和内容长度不符,多数是因为作者连载途中休载时间太多,周刊变月刊、月刊变年刊、最后干脆成了不定期连载。几个知名的万年大坑如三浦建太郎的《剑风传奇》、萩原一至的《暗黑破坏神》、乃至永野护的《五星物语》都是这种情况,作者高兴起来画个几话,接下来就可能一等几个月甚至几年,不需要任何理由,也不告知读者何时复归。相比之下,时常被拿来和这几个相提并论的《强殖装甲》则多少有些冤枉,作者高屋良树主观上并没有偷懒的意思,奈何八字不好,漫画连载的杂志屡屡倒闭,才导致漫画一拖再拖,从1985年连载到现在也才只有31卷出头……

这方面大众更为熟知的代表,当数富坚义博的《猎人》。猎人火影同在JUMP上连载,论开始时间前者还早过后者一年,结果到了现在,火影连载了700话即将完结之际,猎人只有349话尚不及后辈一半。原因就是从中途开始作者就经常毫无预兆的休载,在2006年2月的260话之后更是突然消失了一年半以上,让猎人的261话几乎成了一个传说,而从那之后,猎人的连载更是彻底变成了年刊,每隔上一两年出来连载个几话凑够一本单行本的分量后消失走人,让它在整个JUMP杂志的历史上,也属于前无古人,可能也后无来者的奇葩例子。

和上面这些特别情况不同,《火影忍者》的漫画长度从时间上和内容上都符合周刊连载的一般规律,单行本70卷以上的数字也远胜大多数日本漫画,哪怕《周刊少年JUMP》旗下长篇作品众多,这方面能超过它的也只有《海贼王》、《JOJO奇妙冒险》以及《乌龙派出所》等少数几个名字。当年《龙珠》被视为大长篇,完结时也只有42卷,放到现在俨然让大家觉得稀松平常,而JUMP现在的顶梁柱《海贼王》更是已经连载17年,单行本超过74卷——而且重要的是在几年内都丝毫看不出有完结的可能,最终单行本突破百卷大有可能。

冷酷现实的连载制度

周刊少年JUMP的连载制度如海贼火影这样的漫画之所以能看似永无止境的连载,说到底还是因为依然有读者买账。而人气二字正是决定许多日本漫画命运迥异的关键——有作者不想完结被腰斩的,也有作者想完结完不了的。日本漫画产业的金字塔塔尖,三大周刊之首的《周刊少年JUMP》的生态就是如此冷酷且现实的写照。

《周刊少年JUMP》创刊于1968年,早些年在日本同类杂志中并不突出,一无经典历史二无知名作者,但最终能够崛起并成为王者,就是因为一直秉承着以人气为优先,凭借读者投票来决定连载作品命运的原则。优胜劣汰,能走上顶峰的也许未必是最优秀的作品,但一定是读者最喜欢的作品。

关于《周刊少年JUMP》的调查至上主义,早些年有国内动漫杂志的介绍,后来又有自家作品《爆漫王》的普及,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不成秘密的秘密。简单来说,就是人气投票制,通过调查表等方式收集读者对连载作品的意见,随后反映在杂志的连载顺位上,排名在前的作品自然就是头牌,中间阶层是稳定的主力,而倒数几名就是不被看好的作品,如果接连数期都无法走出低谷,那么等待的多半就是连载中止,强迫结局腰斩命运。

这种连载制度对于新人作者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JUMP充满机遇,任何有实力的新人出道作品投稿或得奖,被编辑赏识就有可能进入杂志连载阵,进而抓住机会从此一举成名;但另一方面,JUMP这种竞争机制对新人作者来说几乎又是九死一生,每隔几个月JUMP总会刊登四五个作者的连载作品,然而十有八九都在度过最初两个月的缓冲期后,随后就连续走低进而被中止连载,而这当中又有大半作者无法再度抓住机会,就此消失在漫画界。即便顺利渡过最初的一段时间,也不意味着能真正站稳脚步,未来几年里都可能要时刻面临来自排名的压力,剧情稍有平淡就可能持续下滑无法挽回,JUMP几十年来,那些只有过两三次连载,平均每部单行本在5、6卷左右的作者比比皆是,在整个行业里他们或许已经是千中选一的幸运儿,但在投票制度下他们依然只是被很快忘却的路人。

不光是针对新人,在JUMP上哪怕是曾经销量千万的王牌,在作品人气逐渐下滑后,也有可能遭到腰斩危机。当年的《通灵王》就是范例,在眼看剧情已经进入尾声的情况下,作者武井宏之也没能申请到全始全终,直接仓促结局到数年后才在新修的单行本里补完。而对于大牌作者一部当红作品完结后的新连载,JUMP更是从来就不讲旧情,不受欢迎就和新人一个待遇,该斩就斩。车田正美、和月伸宏、小畑健、藤崎龙、梅泽春人、河下水希等诸多名字都尝到过类似待遇。

正因为在JUMP上的连载如同修罗场,能够生存下来已经是胜利,而一旦站稳脚步后进而动画化,成为人气作品带来的回报也是其他漫画杂志不能相比的等级,所以和“欲连载而不能的腰斩”相反,同样就存在着“欲中止而不能的延续”,想完结作品,同样也不是漫画家一个人就能决定的事情。

作者无法主导的完结篇

火影漫画的完结或许并非最终火影漫画的完结让不少读者痛并快乐者,连载长度是原因之一,而本质是因为剧情上的结构问题,俗称拖戏的部分。不断升级战斗开启新章节、或是剧情循环注水拖时间,任何被大家诟病的长篇漫画多半都存在类似问题,只是程度轻重,不了解的读者或许会怪罪作者,但很多时候这也未必是他们本意。

《龙珠》当年如果依照鸟山明自己的本意,也许在武道会上打败短笛后就会完结,但实际上后来我们知道,有了赛亚人的故事,有了人造人和沙鲁的故事,有了魔人布欧的故事……而到了1995年,当作者已经明显表现出疲倦,读者也已经凭借惯性才勉强追看的情况下,《龙珠》的完结已经不是作者和编辑所能决定的事情,甚至连《周刊少年JUMP》整个杂志社都无权决定,必须上报给集英社高层。因为此时的《龙珠》已经是销量过亿,日本第一的漫画作品,把《周刊少年JUMP》销量带到史上最高653万册的头号王牌,相关联的周边产业无数,牵一发而动全身。

正如前面所说,一旦某部作品最终走红,进而有资格成为杂志的王牌之一,那么它的命运就和整个出版社的前景挂钩,哪怕作者想要完结也会被编辑要求继续连载,而历史上JUMP确实有过编辑把作者送来的最终话打回去要求重画的经历,而既然不打算就此封笔以后还要在这个行业里继续混下去,那么作者多半也只能选择妥协,继续想办法延续作品的生命力。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能在JUMP制度下全身而退的长篇作品屈指可数,错过了巅峰时的完结机会,最后多半就是敷衍了事的仓促结尾,类似火影这样努力把故事说完整,编辑部给充足时间准备完结篇的已经可以算是善始善终了。这方面另外两个特殊的例子,则是当年和龙珠同期的另外两部当红作品,井上雄彦的《灌篮高手》和富坚义博的《幽游白书》。两者都是在一个段落后想要完结被编辑要求继续连载,结果闹到最后都是不欢而散,井上凭借才华,为灌篮奉献了一个结局后跳槽去了讲谈社,富坚则是从此走上了懒散道路,在猎人时代彻底爆发随心所欲的休刊。

而从编辑、或者说杂志社的角度,这种看似杀鸡取卵的做法也是无奈而为之,读者的口味善变,谁也没法保证下一部作品还能大卖,自然就要抓紧时间能挣一笔是一笔。事实上当年《龙珠》完结后,JUMP随即迎来了销量的大幅度下滑。一直到几年后《海贼王》崛起后,才找到了下一棵摇钱树,而这十几年来随着日本漫画市场的整体衰退,《海贼王》的异常强势导致JUMP对它的依赖甚至还超过当年的《龙珠》,也就更加难以轻易完结,在火影完结,死神淡出的情况下可预见的未来JUMP都得继续靠《海贼王》维持人气,尾田荣一郎对此也心知肚明,对他来说,《海贼王》多半就会是漫画生涯的全部。

说到底,当漫画作为一种市场商品优先于一样艺术作品时,这种现象就始终难以避免,其他杂志也只是做法上有所差别,本质上都是一样,《周刊少年SUNDAY》同样也得靠万年小学生《名侦探柯南》来保证日趋下滑的杂志销量底限,一样也是看不到完结迹象的作品,而近年来JUMP对于自己的制度也有反思,开始考虑不再一味的腰斩作品,将其投放到增刊杂志或网络连载上,目的仍然是尽可能的利用其价值。包括《火影忍者》漫画连载的完结也不见得是最终,或许不久后也会通过其他方法延续作品的生命力,不让这个名字轻易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中。

其实放眼其他领域,电影美剧畅销书、乃至游戏自身,又何尝不是存在类似的情况,有人气的作品亦是有价值的商品,不被读者放弃就不会被市场放弃,如果读者感到自己已经厌倦了一部作品,适时放弃同样也是合理选择,或许在将来真正完结之际再来重温,同样也会有另一种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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