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圆箓难道一点功劳也没有吗?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王圆箓难道一点功劳也没有吗?

   史智鹏

         当代著名文人余秋雨的文集中涉及黄冈的散文有两篇,一篇是《苏东坡突围》,另一篇是《道士塔》。对于《苏东坡突围》一文,我无论从主题思想还是艺术价值都比较欣赏和赞同,而对于《道士塔》一文,虽然它被选入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语文》第三册,但我却认为它不是一篇好文章,其中原因,是因为它对道士塔的主人——王圆箓极尽批判、贬损之语,而这种批判、贬损,我确实不能认同。
         余秋雨在《道士塔》中出于对敦煌道士王圆箓向外国人出买莫高窟文物的愤怒,用尖酸刻薄之语对王圆箓进行了无情批判,如“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 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等等,言辞之激烈,完全不象一篇散文,而象一篇声讨檄文。
         王圆箓果真如余秋雨所言,要受到这样猛烈的批判吗?他真是历史的罪人吗?真的一点功劳都没有吗?
非也。
         王圆箓(约1850~1931),湖北麻城人。因家乡连年灾荒,生活所迫,出外谋生,逃荒到甘肃,流落于酒泉,入道修行,人称王道士。几经周折,他当了莫高窟的家,作为一名道士,他以在敦煌石窟建造道观“太清宫”为追求,并因此四处奔走,集攒钱财,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这一天,他在现编号为第16号的石窟发现了敦煌藏经洞。因多次向地方官府申请保护无效,为了筹措修建道观的经费,他将敦煌文物买给了斯坦因等外国人,共计九十七箱经卷,十九箱织卷,二十箱绘画及三十七尊唐塑。他的行为给敦煌文物造成极大的损失,但从客观上也造就了敦煌学,并让敦煌学闻名世界学术界。
我认为,可以换个角度和思维方式,一方面应遣责王圆箓给敦煌文物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也要从六个方面重新认识王圆箓。
         1、历史选择了王圆箓。按一般定律,发现是头功。他是敦煌文物的首先发现者,他揭开了藏经洞这个秘密,亲自打开了这扇轰动世界的文明之窗,理应在世界文明史上从正面角度给予肯定。王圆箓的墓志上是这样写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说必然性,是因为他踏踏实实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清理洞窟中堆积多年的淤沙,最早走进洞窟,藏经洞的洞门由此才能显露出来。说偶然性,是因为王道士当初清除洞窟淤沙,不是为了要发现什么,而是为了保护洞窟,发现藏经洞完全是偶然的。
         无论什么人发现藏经洞都是一种贡献,都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发现。因为藏经洞的发现就预示着“敦煌学”的产生。王圆箓首先发现了藏经洞是有功的,不能视为过错。
         2、王圆箓为保护敦煌文物文物做过努力。证据是藏经洞发现之后,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他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企盼着他能解决好藏经洞的保护问题,再次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也亲去莫高窟察看了,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可叹的是这位汪知县仅仅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从此再无下文。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风餐露宿行程800多里,奔赴肃州(酒泉),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但他既未估量这些文物究竟有多么大的价值,也没有考虑如何保护藏经洞。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但目的是为了充实他正在撰写的《语石》一书。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
         3、敦煌文物被破坏的主因,是当时中国国内政局混乱和学术界反映迟钝所致。
说王道士没有看护好敦煌文物,那是可能的,但是,说他有心破坏敦煌文物,则不是,他最多只是清政府地方毫不在意敦煌文物而造成恶果的替罪羊,因为当时那些偷运和掠夺敦煌文物的外国人,都拿着清政府当局的护照和相关文件进来的,有的还是中国政府当局派兵护送到敦煌的,王道士不过是个居住在敦煌中的普通道士,一个普通道士有什么资格和能力去违反政府当局的意志,去阻止那些文物流失情况的发生。
另外,国内学术界对敦煌文物的集体无意识,也是造成敦煌文物损失的重要原因,综观国外深入敦煌盗宝者,都是国际学术界赫赫有名的学术名家名人,他们来到国内,来到敦煌,国内学术界对他们的目的和研究课题一无所知,以至当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学者不远万里来到莫高窟探宝,国内学术界没有任何反响,从来没有给予他们任何限制,任由外国人为所欲为,不知中国的学者都到哪里去了。
         4、王圆箓出买敦煌文物,从个人角度,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一是王圆箓是道教信徒,必然以弘扬道教为价值取向,敦煌文物是佛教文物,不在王圆箓迫切关注和重视之列。二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三是他为了完成建造道观“太清宫”的宏愿,出买佛教文物,为道教事业服务,从他的心态讲,是值得的,无内疚感的。四是在王圆箓将敦煌文物出买给斯坦因之前,双方进行了长谈,从宗教信仰角度取得了共识,沟通了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
         5、敦煌文物大量外流,客观上将敦煌学推向了世界。敦煌经卷如同基督教的死海经卷文物一般,它是中华民族的,但也是全人类的。敦煌卷子流散于国外,自然是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站在民族利益的角度去看,这是一个损失。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流散于国外的敦煌卷子都是由各国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收藏,得到妥善的保护和高度重视,无一损坏现象。由于敦煌文物遍及世界主要国家,各国都相应产生了敦煌文物研究人员,由此产生了敦煌学,由于世界各国学术界的共同研究效应,敦煌学誉满全世界,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由此观,比冷清地孤零地局缩国内一隅强多了。
         再说,我国国力强大后,外流的敦煌文物可以一一收回,这在世界上不乏先例。
         6、我们分析、评价一个人物,不能脱离时代环境,也不能以好与坏这样极端的词语评价一个人。王圆箓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我们不能以一个完人的标准去审视他。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看待历史问题,或许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也许你要说王圆箓愚昧,但那时全中国从老百姓到官府哪个在这方面不愚昧呢?谁又认识到了文物的重要性而加以保护呢?最多只能说王圆箓没有超前意识,没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能耐。
         如果说王圆箓有错,我以为,错在他在把经卷卖给外国人的时候就应该很明确地提出:敦煌经卷虽然属于世界文化,但还应该归属中华民族所有,经卷你们可以研究,研究出来的学术成果是你们的,但经卷本身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敦煌经卷虽然属于世界文化,但还应该归属中华民族所有。只是这样的要求似乎太苛刻了些。因为做为清末民初的道士,怎么能有当今人们的思想境界和认识呢?而又怎能用今天人们的全球化眼光来要求王圆箓呢?
         我赞成陈寅恪“敦煌者,中国学术之伤心地也”之语,但不赞同余秋雨对王圆箓的定性评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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