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乐观派》文摘—改造基因的多种方法

        其实,从定义来看,几乎所有的农作物都是“改造”了基因的。它们全是怪异的突变体,产量高得违背了自然规律,种子可以自由脱粒,果实又大又甜,全靠人类的干预才能生存下来。胡萝卜是橙色的,因为16世纪荷兰人最初选中的突变品种是橙色的。香蕉是不育的,它没有结实能力。小麦的每个细胞有3种完整的二倍体基因组,分别来自3种不同的野草,把小麦放在野生环境底下,它根本没动法生存。水稻、玉米和小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因突变;让植株的种子长得更大,预防落叶,谷粒能从谷壳里自由地脱落。这些突变都是人工选择的,尽管是由早先的农民在播种和收获时不经意间选择出来的。

        但现代基因改造技术使用的是单个基因,施压团体煽动起来的不理性恐惧简直要把它扼杀在襁褓里了。
        首先,他们说,转基因可能不大安全。吃了一万亿顿转基因伙食之后,没有出现过一起因为转基因食物使人类患病的案例,这种论点不攻自破了。
       接着,他们又说,让基因跨越物种屏障,有违自然。可小麦,这一种植数量最大的农作物,本来就是有违自然的“多倍体”,它混合了三种野生植物的基因。而且,很多植物都表现出了横向基因转移,比如互叶梅,一种原始的开花被子植物,身上就有从苔藓和藻类借来的基因序列。(人们发现,在病毒的帮助下,DNA还可以自然地从蛇跳到沙鼠身上呢。)
再之后,他们说,生产和销售转基因作物,只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帮助农民。哈,拖拉机不也一样吗。
        接下来,他们又举出一个奇异的论点:抗除草剂的作物或许会跟野生植物杂交繁殖出一种用除草齐杀不死的“超级”杂草。这些人本来就反对使用除草剂,既然如此,叫除草剂失效,岂不是他们最想要的结果吗?

        到2008年,转基因技术发明不到25年,全世界整整10%的可用耕地(3000万英亩)种植起了转基因作物,这是农业历史上采用新技术最迅速也最成功的一次。只有欧洲和非洲部分地区的农民和消费者,在激进的环保主义者施加的压力下,怀着“对饥饿的习惯性冷漠”态度(语出斯图尔特·布兰德,著名的实用环保主义先锋),拒绝了转基因作物。经西方活动家的大力游说,非洲各国政府把转基因作物用烦琐的程序给捆绑了起来,除了3个国家(南非、布基纳法索和埃及),其余非洲地区均不可商业化种植。2002年出过一件臭名昭著的事情:在施压团体(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和地球之友亦卷入其中)的抗议下,赞比亚政府在饥荒之中竟然拒绝了外国捐助的食品,就因为转基因可能存在危险!施压团体甚至对赞比亚代表说,转基因作物恐怕会导致病毒感染。美国农业问题专家罗伯特·帕尔伯格(Robert Paarlberg)写道:欧洲人把最奢侈的品味强加给了最贫因的人民。“ ”黄金大米“的开发者英高·伯特里库斯(Ingo Potrykus)认为:“盲目地反对一切转基因食品,只有吃得太饱的西方人才负担得起这样的奢侈活动。”肯尼亚科学家弗罗伦斯·温布吉(Florence Wambugu)说:“你们发达国家的人尽可以自由自在地辩论转基因食品的优缺点,但我们能不能先拿它吃饱了肚子再说?”

        其实,从转基因作物里能获得最大好处的恰恰是非洲,因为当地农民多为小农户,难得使用化学农药。乌干达有一种名叫“叶斑病”的真菌类疾病,威胁着该国的主食香蕉作物,有着水稻基因的抗菌品种却因为管制多年无法上市,转基因的实验农场只好用挂锁的篱笆拉起来—–倒不是为了不让它们免遭抗议者的践踏,而是为了不让迫不及待的用户提前把它们抢走。过去35年里,非洲的人均粮食产量下降了20%,茎螟蛾的幼虫让非洲的玉米作物损失了大约15%,储存时的甲虫灾害还要让它损失至少相同的比例,而bt小麦却能同时抵抗这两种害虫。企业所有权并不是问题的要害:西方企业和基金会都热心地通过非洲农业技术基金会等组织,把这类作物提供给非洲农民,不收授权费。希望现出了曙光:2010年,肯尼亚对抗旱和抗玉米虫的小麦开始了田间试验,尽管其后会有长达数年时间的安全检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全球反转基因作物运动的主要结果是:拖延了化学农药退出市场的时间;使得只有商业作物才花得起钱,穿越监管的丛林进入市场;最终,也就意味着小农户和慈善机构根本就无法接触到这些作物。由于只有大企业才承受得起环保主义施加压力制定的监管条例,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基因工程仍然会是它们的保留地。然而,转基因作物对环境的益处已经相当大了——只要种了转基因棉花,农药的使用量就会迅速下降,只要中了耐除草剂的大豆,免耕就会令土壤更加肥活。它的好处还远不止如此。耐旱、耐盐和耐毒铝的植物已经在研发了。富含赖氨酸的大豆很快就能喂养渔场的鲑鱼了,再不用大力捕捞其他野生鱼种当饲料了。到你读到本书的时候,能更有效吸收氮的植物说不定已经上市了,它能用不到常规化肥使用量的一半实现更高的产量,避免土壤中营养物质径流,污染水生栖息地;减少温室气体( 氧化亚氮 N₂O 又称笑气,它带来的温室效应比二氧化碳CO₂ 高300倍 )排放,保护大气;减少生产化肥的化石燃料使用量,节约农民的成本。有些好处不靠转基因也能实现,但有了转基因,实现起来速度更快,也更安全。绿色和平组织和地球之友还是众口一词地反对。

        环保主义还从另一个方面批判现代农业。他们说,为了追求数量,科学可能牺牲了食物的营养质量。实际上,20世纪为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卡路里,实现了辉煌的成功:全世界居然出现了大量因为进食过多导致的疾病,肥胖症啦,心脏病啦,糖尿病啦,说不定还包括抑郁症。举例来说,现代植物油和大量红肉构成的饮食结构里奥米加三脂肪酸含量低,从而让人患上糖尿病;玉米的氨基酸中色氨酸含量低,色氨酸是“快乐感”神经递质血清素的前导物。消费者可以寄望于下一代植物品种来纠正这些缺陷。他们可以吃更多的鱼、水果和蔬菜来平衡饮食。但对渴望获得土地、吃饱肚子的人而言,这一切还太奢侈,它更适合富人而不是穷人,故此会加剧健康的不平等。印度环保活动家范达娜(Vandana Shiva),响应法国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呼吁,反对富含维生素的大米,建议印度人民多吃肉、菠菜和芒果,别再依赖黄金稻米。

        其实,转基因明明白白地给出了解决的办法——把健康营养特性植入高产作物品种:玉米里植入色氨酸来抗抑郁,胡萝卜里植入钙转运基因帮助不能喝牛奶的人抗骨质疏松症,高粱和木薯里植入维生素和矿物质,方便那些以之作为主食的人。本书出版其间,南达科他州培育出来的带奥米加三脂肪酸大豆应该进军美国超市了。它们有望降低心脏病发作的危险,甚至还有助于那些喜好用大豆油烹饪者的心理健康,同时,它们还能缓解提炼鱼油给野生鱼群带来的压力。

————–以下为文中提到的部分物质百科介绍
        (百度百科关于香蕉的介绍)吃水果时,水果中一般都会有一粒或多粒种子,但是吃香蕉的时候却从来没见过。香蕉本来就有种子的,它是一种绿色开花植物,它如其他绿色开花植物一样,也会开花结籽儿。野生香蕉中有一粒粒很硬的种子,吃起来极为不便。因此,有人把野生香蕉树和四倍体的芭蕉杂交产生了三倍体的香蕉,也就是现在的香蕉,这样的香蕉中就没有种子了。
        其实严格来说,栽培香蕉并不是没有种子。如果你仔细观察,香蕉里面那一排排褐色的小点就是已经退化的种子。由于香蕉无法生成种子,人们常通过香蕉地下的根蘖幼芽来繁殖它的后代。野生香蕉的果实内仍可发现颗粒状的种子。

        一氧化二氮(Nitrous Oxide)又称笑气,无色有甜味气体,是一种氧化剂,化学式N₂O,在一定条件下能支持燃烧(同氧气,因为笑气在高温下能分解成氮气和氧气),但在室温下稳定,有轻微麻醉作用,并能致人发笑。其麻醉作用于1799年由英国化学家汉弗莱·戴维发现。有关理论认为N₂O与CO₂分子具有相似的结构(包括电子式),则其空间构型是直线型,N2O为极性分子。2009年8月份,美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这种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已经成为人类排放的首要消耗臭氧层物质。现在主要用于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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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乐观派》文摘—共同富裕

        以50年后的今之眼光回望,1955年沉浸在汽车、舒适环境和各种家用电器的中产阶级,放到现在看只能算是过着“低于贫困线的生活。1957年的普通英国工人,按当时 英国首相Harold Macmillan的说法,“从没摊上过这么好的日子”,其真实收入还比不上当今失着业、领着政府救济、带着3个孩子的蓝领。

       今天,美国公认的“贫困”人口里,99%的人有电、自来水、抽水马桶和冰箱,95%的人有电视,88%的有电话,71%的有汽车,70%的有空调。19世纪的美国大企业家、大富豪Cornelius Vanderbilt(范德比尔特)可是什么都没有。即便在1970年,也只有36%的美国人拥有空调;而在2005年,79%的贫困家庭都有。

       好吧,悲观主义者们会说,就算这些都是真的,代价是什么呢?环境肯定恶化了吧?嗯,在有些地方,的确是。但在其他的许多地方,并非如此,欧洲、美国的河流、湖泊、海洋和空气,一直是越变越干净。泰晤士河污水减少,鱼儿增多。20世纪60年代,伊利湖里的水蛇曾到了灭绝的边缘,现在却随处可见,而秃鹰则满天飞。帕萨迪纳(美国洛杉矶的一个卫星城市)几乎再也看不见烟雾了。瑞典鸟蛋里的污染物比60年代少了75%。美国运输行业的碳排放量在25年里下降了75%。如今,一辆汽车哪怕是全速行驶,排出的污染物也比70年代一辆停着的汽车泄漏出来的要少。

       与此同时,最长寿的国家(1850年的瑞典、1920年的新西兰、如今的日本)的平均预期寿命以每年25%的速度稳定增长,这个速度,200年来一直没有变化,到目前为止,它尚未显示出到达极限的迹象—尽管这一天肯定会到来。

       20世纪20年代,人口学家信心百倍地断言,“倘若我们的生理结构上不出现突变或神奇的变化”,人的平均寿命,顶了天也就是65岁了。1990年,他们又预测:“除非出现控制老化速度的根本性突破,预期寿命……应该不会超过85岁。“但这两项预言,没过5年就双双被证明说错了。

       如此一来 ,人退休后生活年限突飞猛进。从1901年开始,英国65-74岁男性的死亡率经过68年的时间下降了20%。过了短短17年,又降了20%,再过了10年,又降了20%—进步的速度在加快。的确很好,悲观主义者说道,可晚年生活质量怎么样呢?人们的确活得更长久了,但多出来的岁月都是在病痛和残疾中度过的吧?非也。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1982-1999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残疾率从26.2%降到了19.7%—丙部于死亡率下降的速度。依靠更准确的诊断和更多的治疗手段,年长者死亡前患有慢性病的时间略有缩短。人们不光活的时间更长了,躺着等死的时间也变短了。

       以导致老人残疾的重大因素中风为例。1950-2000年美国和欧洲的中风死亡率下降了70%。80年代初,牛津大学从中风患者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说未来20年里中风发病率会提高近30%,他们的主要依据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中风概率会大大提高,而人均预期寿命又更长了。结果呢,人们的寿命的确更长了,但中风发病率却下降了30%。(中风发病率仍然会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但它出现的时间越来越晚。)癌症、心脏病和呼吸系统疾病也是一样:它们的发病率的确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但出现的时间越来越晚,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病时间推迟了几乎差不多10年。

       从全球范围来看,发展不平等现象也在缓解,英美两国收入平等问题在过去两个世纪一直在改善(1800年,英国贵族比普通人高6英寸,现在则不到两英寸),到20世纪70年代,改善趋势才停滞不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并不全是些令人遗憾的理由。举例来说,较之过去,高收入者更倾向于与同类人结婚了(故此收入趋于集中),移民增多,贸易实现了自由化,企业特尔垄断放开,形成关系,职场的技能溢价上涨。所有这些因素都加剧了不平等现象,但它们的来源乃是自由化趋势。

       此外,这里还存在一个奇怪的统计悖论:尽管某些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在加剧,全球范围内的这一现象却日渐缓和,近年来中印两国经济飞速发展,两国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现象的确加剧了,因为富人的收入增长远远快过穷人,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乃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可中印经济增长带来的全球性影响,是减少了全世界的贫富差距。

       正如哈耶克所说:”一旦低下阶层的地位加速崛起,主要的财富收益来源就不再集中于富人之手,而是改为直接满足人民大众的需要。是以,从前造成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那些因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反过来又在削弱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另一个方面的不平等也在缓解。智商得分的差距正在稳步缩小(因为低分数已经赶上了高分数。人们在特定年龄的平均智商得分呈稳定的上升趋势,原因就在这里):每年缩小3%。西班牙的两项研究证明,人们现在的智商比30年前高9.7分,而成绩提高的大部分比重,都出在智商较低的那一部分人里。这被称为“弗林效应”(Flynn effect),因最早注意到它的James Flynn 而得名。起初,研究人员以为这个现象是测试中的人为变化所致,又或是单纯反映了学校教育的年限延长,教育水平改善,但事实与这类解释并不吻合,因为弗林效应在最聪明的孩子身上表现一贯不太明显,在与教育内容高度相关的测试里表现也不明显。它是儿童素质整体性提升的结果,也即不同儿单接受的营养、早期启发或差异性趋于同质化。当了了,你或许会说,智商并不能真正反映智力,但你不能不承认,有些事情正越变真好,同时越变越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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